新书 | 《地缘政治学的世界》

导  言

长久以来，史学家就将文明的开端归于纯粹的地缘因素。在三个不同区域——尼罗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和克里特小岛，那些地缘因素有助于野蛮人群的整合与发展，直至达到一种具有持久价值的政治和文化水平。由于沙漠、山脉或广阔海域等障碍中的一个或多个的隔离，这些地区的居民相比其他地域，会较少遭到中断其演化的入侵。一种温和的气候，减少了为严格意义上的面包和黄油活动需要付出的努力，减缓了生存斗争，为群体的自我发展留下了相对宽松的边界。然而，自然的仁慈并未达到能使之不劳而获的程度。季节变化迫使那些早期野蛮人种植、收割和储存庄稼。激励与鞭策，奖励和惩罚，使他们承担起自给自足的任务，这种任务反过来为自我发展提供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不知道，文明进程中的这些前哨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文明进步与自身拥有的地理优势之间的联系，这点要打上个问号。任何民族如果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就不会忽略这两者的联系。事实上，从最早的历史到今天，每个征服者以及每个遭到灭绝威胁的民族的人民，或多或少注意到至少一种地缘因素的力量，即自身及邻国的边界的防御能力。然而，地理的更广泛含义及其长远影响，仍是军事专业的学者和学生的专属领域。将历史作为“运动中的地理学”来分析，仅限于相对较少的课堂。例如，陆军战争学院讲台上的这种古旧的说法——国家如要获得和保持权力，必须拥有两项特殊优势：广袤的陆地基础和海上权力——最近才传入普通学生（civilian students）的耳朵。必须指出，今天，这种说法会将空中权力放在至少与海上权力同等重要的水平。

1918年的战败留给德意志以屈辱和破坏，地理学作为征服或国家自我保护的基础，逐渐得到重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德意志在满世界的图书馆寻找与地理学相关的材料。事实上，德意志研究者在准备自己的论文时，（有鉴别力地）大量借用契伦(Rudolf Kjellén）、马汉、麦金德等外国人的作品。对这个既新又非常古老的研究领域，契伦最早创造出“地缘政治学”这个名字。

豪斯霍弗

这一新的伪科学的定义、目的陈述以及其他描述性内容，既庞杂又模糊。显然，完全不受拘束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因内部的频繁分歧而受阻。显然，他们也遵循他们的大祭司豪斯霍弗少将的路线，通过蓄意混淆给一般读者创造一种深奥气氛。然而，《地缘政治学》月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定义似乎并无争议：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进程中关于土地关系的科学，基于地理学的广泛基础，尤其基于政治地理学，后者是关于空间中的政治机体及其结构的科学。此外，地缘政治学致力于为政治行动提供工具，为作为整体的政治生活提供指向。因此，地缘政治学变成一门技艺，即指导实践政治的技艺。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地理科学。

为了区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另一个定义断定：

政治地理学从空间角度看国家，地缘政治学则从国家角度看空间。

到现在为止还挺好。这些定义在地缘政治学家的实践中得到升华，为考察所有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优势与弱点提供充分依据。事实上，在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没有任何要素从豪斯霍弗将军指导的研究小组手中的显微镜下遗漏。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学科，为豪斯霍弗的学生们提供研究渠道。拜德意志人典型的彻底性所赐，这套有用的知识不仅有助于纳粹一心发动全面战争、全面征服的权力狂飙，同样有助于渴望和平的世界决心实现全面和平。麦金德爵士和海军上将马汉，秉持着对塑造国际局势之力量的诚实调查必不可少的独立和宽广视野，他们的研究眼下被视为慕尼黑小组的基础原始资料。这种解释基于两位作家作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民族心理背景。他们看到，他们所在国度人民的福祉与各国的福祉密不可分。不能以共同善为代价促进国家利益。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相比之下，过去两个世纪的德意志学派则绘制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弗里德里希二世指出一条道路，沿此道路，先是普鲁士，后来是德意志，注定陷入僭政与民主力量之间的终极冲突。豪斯霍弗和他的同事们个个受到这种民族心理的制约，即把尼采的德语词汇“超人”对世界的终极统治接受为某种神圣的命运。寻求的目标成为唯一的行动标准，只要能够实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1918年的重大浩劫，成为影响地缘政治学家们的最终因素。无论他们是否成为纳粹的驱动力，或者与纳粹直接密切相关（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在任何时候，两者的总体目标都没有任何本质差异。除了言辞和修辞之外，纳粹最高司令部与慕尼黑小组的宣传技术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希特勒常对大众发表长篇演说，而豪斯霍弗将长篇大论投向有知识的上层人士。地缘政治学成为这么一个过程：忽略或低估对先入为主的结论不利的事实，过分强调有利的论据，最终导致对事实的不知廉耻的批量歪曲。地缘政治学声称的科学性，与真正的雅利安人起源于波罗的海沿岸这一纳粹理论半斤八两。压制德意志各大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学作为强大的宣传武器出现——这并非纯属巧合。许多德意志人未受到希特勒和戈贝尔（Göbbels）长篇大论的影响，甚至对之略感轻蔑，但被豪斯霍弗的高论一击即倒。简言之，地缘政治学家们架起纳粹对德意志作民众心理动员的重要桥梁。

正如所料，对事实最明目张胆的扭曲，在于对扩张的生存空间理论的论证。在血与土（Blut und Boden）理论为夺取奥地利、苏台德（Sudeten）及梅默尔（Memel）提供担保之后，生存空间理论的有效性为纳粹第二阶段的侵略提供全部的正当性。如果没有在促成当今的世界悲剧中发挥重要作用，豪斯霍弗的精神建筑艺术品将是荒谬的。在研究中，豪斯霍弗不仅发现德意志承受的破坏性的人口压力，据他所说，这种压力会使德意志民族受到束缚，而且预计欧洲“强力”民族的人口增长，将大大加剧德意志的危机。预计在1960年之前，欧洲大陆的人口增长将不会少于1亿。言下之意是，德意志将占据这一增长的主要部分。然而，如果认同这个总数——1939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完全保证这个总数——那么，在任何不带偏见的学者看来，俄罗斯将至少产出这个人口总数的一半，这点显而易见。此外，波兰，包括几个巴尔干国家，年度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德意志，尽管纳粹费尽心机来提高德意志人的出生率。纳粹战争机器对波兰人和其他人不分青红皂白的骇人屠杀，体现出这个真实情况，大量证据表明，希特勒希望逆大自然的趋势而为，矫正平衡。

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在“地缘政治学与人口政策”一章中，多尔帕伦先生表明，需要之时，慕尼黑可以轻易摧毁基本信条。豪斯霍弗的研究一再总结，国家要实现自己领土的“空间掌控”，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根据同样的道理，城市化被视为不能饶恕的邪恶。随着论证不断深入，这种邪恶被披露为紧随人口迁入城市而来的全国出生率下降。1933年，纳粹通过“帝国遗传农场法”，旨在保持农场完整，让农场不受抵押、未经分割地传给单一的继承人。这个法案的初衷是谋求农业稳定，但后来他们发现，加上那些被“农场法”剥夺继承权的人，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正常流动急剧增加。随着战争的到来，德意志农业制度最终遭到破坏，因为，来自被占领地区的大量囚犯以及其他人，都被抛到农场上。军队和战争吸收了失去土地的德意志农民。为了弥补这种人口转移导致的出生率的可预期的降低，一个存在广泛分歧的出生促进方案登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官方对“性许可”（sexual license）的鼓励，以及为私生去污。为了满足对炮灰的更多需求，他们开始从波罗的海国家大批遣返“德意志人”。在负责检测这些人的“德意志性”（Germanism）的委员会采取的最终方案中，有一个亲戚住在德意志就足以担保个人通过验证。正如作者评论，“地缘政治学原则只在有利于帝国时具备效力”。

在这些地缘政治学者的理论中，真正滑天下之大稽的是，他们发现澳大利亚将养活2.2亿人口！不管是沙漠地带、热带丛林还是居住区，在这里，土地（面积）成了衡量标准。同时，这些形而上学家煞费苦心地指出，德意志土地生产力贫乏。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地缘政治学家的分析的特征，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的可信程度。由无可争辩、艰难拼凑的事实组成的固体，迄今为止仍夹杂着对事实的虚报、扭曲和篡改，对那些重要却不受欢迎的真理——任何或许曾经声称可接受地缘政治学为一门科学的基础早已消失——的小心谨慎的忽略，使这一整体进一步受损。此外，批评不仅反对地缘政治学的内容，也同样反对它的技术。地缘政治学家首先关心他渴求的目标，这一点显而易见。为了达到那一目标，他的逻辑呈现为某种歪曲的综合的模式：得到精心挑选的前提或“事实”的支持。恰恰在这里，慕尼黑研究所与马汉和麦金德提出的思路决裂。在这些权力政治的早期学者通过客观研究得出结论的地方，豪斯霍弗的门徒们则有把斧子要磨，一把国家的而非个人的斧子。［译注］“有把斧子要磨”意为别有用心，动机不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来的豪斯霍弗，更关心德意志战败的原因，而非战败本身。惠特尔西（Whittlesey）教授评论说：

地缘政治学孕于战争，生于革命。

长久以来，豪斯霍弗致力于克劳塞维茨的冷血战争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人除了一个生化实体之外的生存的内在否认，他关注如何将“人”这种原材料整合成强大的破坏力量，强到没有任何外国势力或联盟能够抵挡。这个决定让他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不可能在统计数字上耍花招，这些统计数字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德意志总参谋部最终起草的战争计划的基础。第二条道路使他不得不变成宣传家，以确保民众对纳粹计划的支持。

第一套工作无疑是科学的，第二套工作——世界只看到这一套——就是地缘政治学，即非科学的梦呓、无可非议的事实以及平实的废话的奇异混合。

对作为一种塑造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工具的地缘政治学作最终评估时，严肃的学者不会因为其中的大量智识垃圾而弃之不顾，较之炼金术或占星术，他会认为地缘政治学更值得考察。他还会意识到，炼金术和占星术这两门神秘之学是化学和天文学的先驱。采纳真理的坚实核心，恢复国际关系中道德因素的固有位置及其内在要求，即国家需要像个人那样接受统一的行为标准，政治家将在地缘政治学中找到战争与和平的蓝图。

无论我们称之为“地缘政治学”，还是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独特变体，抑或将其归为大国的战争资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忽略的研究领域，不管大国还是小国。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地缘政治学受益于各重要军事国家的特殊群体的有限研究。总体上，这些研究几乎完全限于军事院校的学生，特别是各国的总参谋部和军事教育系统中的高等院校。

例如，陆军部军事情报局的参谋提出的一项研究，细致调查一切因素，总结一个国家的总体战斗潜力，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战斗潜力。地理、政治、经济、心理和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考虑到美国的相应因素，在需要时这会成为战争计划的充分依据。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能协同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国势力的数据结合考察，是件比较简单的事。在一般参谋或高级指挥人员的培训中，陆军战争学院的学员在这种调查的准备工作上受过全面培训。陆军工业学院的学员学习的是这类研究的一种特殊变体，主要强调经济和政治因素。从1930年开始，美国军事学院的学生都在学习这门课程——即便没那么详尽，但同样全面。以略微不同的模式和内容，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军校学员自1919年以来一直在钻研如今发展为地缘政治学的东西。

美国不能再忽视地缘政治学。本书作者的调查，详细追踪了德意志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无论他们的荒谬以及对真理的歪曲达到何种程度，地缘政治学者对德意志开展的侵略影响巨大。对这种影响清晰和全面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衡量对手，而且将简化如何处理战败德意志的问题。理解他们的观点，并且探究产生这种观点的怪异心理，我们才能预见他们对必须设置的控制措施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必须对与即将到来的和平中的世界重组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作实际、艰苦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感情用事的和平解决方案以及同样失效的强制政策的代价。如果和平不只是另一份《凡尔赛条约》，不只是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休战协定，那么，地缘政治学可以让我们迈出朝向所需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大步。

无论在何种名义下，严肃的地缘政治学研究都会招致某种危险。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时代的属人产品（human products），会禁不住给地缘政治学打上禁忌，在这样一个时代，法西斯主义往往是骂名而非科学调查的领域，而“自由主义”的内涵则覆盖从黑色反应（black reaction）到消极无为的全域。地缘政治学在为这场战争奠基上发挥的作用，地缘政治学在哲学上的破产在于否认道德力量是国际政治的因素之一，都会重重地压迫这类感伤主义者。开拓与各国的切身安全和未来福祉密不可分的领域的教育者，既需远见也需勇气。

从各个角度看，多尔帕伦先生的分析将对这个终于逐渐为公众所知的问题作出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从麦壳中筛选出地缘政治学的小麦，从无意义中找出意义，已经为把一些基本原则应用于我们的切身及长期的问题提供基础。对空间与权力之关系的研究，无需只留给少数陆军和海军军官。对于我们日渐产生的国际责任意识，我们可以将调查与履行责任的手段联系起来，并在必要时与实施可接受的最低国际礼仪（decency）的权力联系起来。对那种权力的衡量，不会有任何谜团。衡量标准不再隐藏在联邦执行机构的回廊中，而可以提供给大学教室里的学生，甚至一般的阅读公众。老谚语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最能说明这个道理。

                              贝克马

                      陆军上校

美国军事学院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