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后是产业和能源结构。” 日前，红杉中国合伙人富欣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碳中和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缺乏碳排放核算体系，需要优化产业结构等等，而这都需要从长计议。
富欣2010年加入红杉中国，负责工业科技领域的投资，过往投资过的项目包括蔚来汽车、比亚迪半导体等等。加入红杉中国之前，她在制造业和能源领域工作了十余年。富欣在法国取得工学硕士和INSEAD的EMBA学位。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表示，对比发达国家，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中，目前中国宣布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比欧美发达地区要短得多，碳中和曲线斜率更加陡峭，因此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和提前应对，也要督促金融机构尽早转型。
富欣认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必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下一步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问题。节能减排不可避免对地方财政和就业产生压力。既有情况下，现实举措是把碳排放量降下来。
碳中和的一个背景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面临人力成本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近年来中国工业化水平提高，也开始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到海外市场，但东南亚等地区还不具备承接产业链转移的所有条件。”她说。
《财经》：红杉中国和远景科技集团今年3月共同成立碳中和技术基金，为什么选择远景？富欣：远景是红杉的合作伙伴，我们在远景收购日产汽车旗下AESC动力电池业务中就有过战略合作。远景本身主业方向也是可再生能源，业务涉及风电设备储能等等，在碳中和领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理念。
富欣：这只基金由我们与远景团队共同主导投资。红杉有自己的优势，可以提供帮助。我们是最早在中国开展清洁技术投资的机构之一。2008年红杉中国就开始投资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细分领域了，之后又在产业的上下游和生态链进行了系统布局。
《财经》：碳中和技术基金募资情况怎么样，投资方向是什么？富欣：碳中和技术基金规模为百亿级别。关于投资方向，我们4月下旬在《迈向零碳——基于科技创新的绿色变革》（下称“零碳报告”）中提到了碳中和背景下可商业化落地的技术方向，包括破局续航天花板的电池技术、太阳能搭配锂电池的一体化储能技术、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材料技术、缓堵减排的智慧车路协同技术、高能效比的存算一体AI芯片、直接空气中碳捕获技术、碳排放的量化和审计技术、增强环境友好性的合成生物技术等。
上述技术方向中有的存在超前的一面，但作为投资人，是需要站在前瞻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技术变革必须维持灵敏的嗅觉。创业投资是凭借对前瞻性技术的判断，去印证创业者的愿景。红杉中国愿意为拓荒精神去投入和背书。
当然，上述技术方向是从当下出发得出的结论，未来肯定不止于此。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也会更新追踪的方向。碳中和最后必定是一场硬仗，当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出现时，自然会产生想象空间。
《财经》：零碳报告称未来40年中国绿色投资年均缺口约3.84万亿元，如何弥补资金缺口？富欣：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其中2021年-2030年绿色投资年平均缺口达2.7万亿元，2030年-2060年绿色投资年平均缺口达4.1万亿元。除了政府负担其中一部分外，也需要大量社会资金的支持，同时也给了社会资金投资的机会。丰富的资金投入可以盘活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
富欣：碳中和需要从长计议，目前来看，碳中和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是世界工厂，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碳排放。因此在缺乏明确的碳排放衡量标准的情况下，企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就无法明确。如果先建立统一规范的核算体系，一方面可以对原有企业的碳排放进行摸底，另一方面也能鼓励科技企业发展出创新生态。
其次，中国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这是碳排放的一大来源，下一步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问题，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节能减排将不可避免对地方财政和就业产生压力。
最后，社会资本对碳中和参与度还不是特别高。由于缺乏合适的碳排放衡量和补贴标准，碳排放制度和体系不完备，因此社会资本难以弥补资金缺口，投资热情尚未被完全激发出来。
富欣：中国碳排放量约1/4属于他国隐含碳排放。通常模式是产品在中国国内生产、国外人群消费。中国承担如此高的比例，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来深度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转移。近年来中国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也开始将部分产业转移到海外市场，但东南亚等地区还不具备承接产业链转移的所有条件。
《财经》：对于平衡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问题，你的建议是什么？富欣：碳中和的实现最终会指向一个路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也是中国经济当下调整和布局的重点。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工厂，如果要把碳排放量降下来，就只有通过技术变革改进传统制造业或者通过产业升级改变经济结构。
《财经》：从欧美到日韩再到中国，产业转移是一个必然规律吗？富欣：事实上，产业转移本身有其内在逻辑，涉及生产资料的完备性、可应用性和生产成本。产业转移的关键是生态体系和供应链。例如手机或汽车，如果核心零部件生产大比例在中国，把OEM产能转移到海外市场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最后增加的成本和代价可能更大。
而产业转移的出现需要满足主动和被动条件。主动条件是中国可能自主改变经济结构中一些产业的比例。被动条件是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增加，低端产业不得已开始往外转移。由于上下游产业链的调整，这种转移在初期会比较痛苦，但从低端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富欣：现在很多公司在商业计划书中都会提到碳中和碳达峰，这说明产业热度起来了，是好事儿，但对投资人来说也要辩证地看待问题。碳中和成为热点可以带来更多关注和机会，但同时也要提防打着碳中和概念、鱼目混珠的情况。如果一家企业、一个项目因为碳中和的概念就要有一个特殊溢价，这就超出了商业本质。
《财经》：你有产业和投资双重经验，对创业项目认识有无视角上的不同？富欣：我们成立之初就希望成为一家对产业有深度研究的投资机构。加入红杉之前，我在工业领域工作了15年，这还挺重要的。举个例子，在投资汽车行业之前，我虽然没有在汽车领域，但因为我在工业领域的工作经历，所以学习速度会非常快，可以迅速抓住产业的核心要素。
《财经》：红杉中国是蔚来汽车的投资方，下决定花了多长时间？富欣：我们投资蔚来之前，关注电动汽车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坚信电动汽车是一个方向，尽管当时产业链还没有特别成熟，但是苗头已经非常清晰。一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偏向性强；二是从技术和发展方向上，电动汽车有可能跨越传统燃油汽车，中国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三是产业链逐渐走向成熟，成本会逐渐降下来。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我们决定布局电动汽车。
开始和李斌去谈的时候，Neil（沈南鹏）和我一起，当时印象特别深，我们三个人谈了很久。李斌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他在创立蔚来之前已经有成功创业的经验，而且李斌希望打造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中高端品牌，他的整体思路和整个规划的路径我们很赞同，所以后来非常快就拍板投资了。
富欣：其实，汽车工业非常复杂，2014年左右爆发主要是因为产业链的发展已经到达了转折点。汽车行业的成熟有三个重要支点，一是国家政策，产业发展需要政策体系支持，而这是参与者敢于下注的重要原因；二是产业链成熟带动核心零部件包括从锂电池到其他配套产品的成本迅速下降；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落地帮助电动汽车公司发展壮大。
富欣：开始起步的时候存在差距，之后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弯道超车。电动汽车的路线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所有人都有机会。下一步苹果进来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富欣：中国当年发展新能源汽车，选择了锂电池作为主流路线，当下锂电池供应链体系已经十分成熟，成本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目前锂电池在产业里占绝对优势，但氢能源也会在一些特定场景和特定应用下存在，无论是锂电池还是氢能源都需要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就像当年光伏和光热的论战一样。
《财经》：百度和小米也加入了造车行列，电动汽车是否会重现当年“百团大战”的情形，造车的终局是什么？富欣：假如把电动汽车的造车初期称作1.0阶段的话，现在可以说开始进入2.0阶段。当初1.0阶段的时候中国也出现了不下两百家电动汽车公司，其中不少都有不错的团队，也都取得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不过长期来看，绝大多数都难以笑到最后。
现在新玩家已经加入，他们有资金和品牌优势，也有强大的团队，硬件软件都不缺。至于造车终局是什么，我想会是通过产业重组出现几家最具竞争优势的公司，这也是大多数产业发展的规律。
下一步会不会出现电动汽车界的“百团大战”，我认为竞争不会那么激烈，原因很简单，制造业起步的投入大、门槛高，还有进入的时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新进入的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储备，起步阶段资金跟不上，可能特别快就会被淘汰下去。
《财经》：红杉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家全周期投资机构？富欣：比较早了，这很正常。投资阶段越完备越利于构建投资生态体系。《财经》：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红杉中国管理基金规模3000亿元左右，如何保证基金回报率？富欣：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存在周期问题，但几乎每个周期中都会诞生结构性的机会。对一家投资机构来说，只要找到极具高成长潜力的企业，做他们最早和最重要的投资人，坚持长期投资理念，就能取得优秀的回报。当然，这非常考验投资机构对趋势的判断能力和对企业的甄别能力，需要有一套真正能穿越周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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