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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

辛斌高小丽语言服务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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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语主持人田海龙
在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这个《批评话语分析》专栏刊出的五篇论文便是这些研究的一个部分。辛斌在他近二十年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与高小丽共同撰写文章论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目标和方法这些核心问题，并归纳出其近几年的最新发展，高屋建瓴，透彻而简洁，很值得一读。批评话语分析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而生，在研究方法上也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质的研究方法相吻合，田海龙的文章提出一个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从研究方法上凸显批评话语分析的后现代主义话语观，为批评话语分析突出质的研究范式、进而实现其研究目的进行了有益探索。批评话语分析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吴宗杰和余华的文章通过探讨中国语境下批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结合的途径，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话语、媒体话语等等；丁建新和沈文静的文章通过论述边缘话语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仅明确了边缘话语分析这一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而且拓宽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赵芃的文章对动态的、相互博弈的话语进行批评分析，探索导致话语秩序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动态特征，是一个不同于对静态文本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案例。希望这个专栏能有益于厘清核心概念，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促进我国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

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优势学科代码20110101）科研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语用功能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YY116）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分析以语言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交往活动，并通过语篇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尽管该学科只有30多年的发展，但是研究领域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将简要梳理批评话语分析的目标、方法和缺陷，追寻其最新发展趋势和动态，以促进其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动态

1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批评话语分析从诞生之日起便为语言和语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野，因为它把话语不仅视为现实的反映或表征而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从语言/语篇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批评话语分析已经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对各种话语的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其自身也在应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拟回顾其核心内容，包括其目标、原则和方法，并简单归纳其近年的一些发展变化。

2CDA的缘起和目标

CDA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反唯科学主义和反唯理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实证主义把科学或科学知识视为纯粹客观的东西，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进行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CDA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并非一种客观透明的交际媒介，它对社会过程具有重要的干预作用；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虽然其特点取决于社会结构，但话语却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建构社会现实。CDA始于Fairclough（1989），但此前Fowler 等人（1979）已经提出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CL）这个概念。CL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叛和补充。以索绪尔、布龙费尔德和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的抽象体系，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试图以当时的自然科学为蓝本将自己建成一门经验科学，主张语言只能以其自身的条件孤立地加以描写，不允许参照任何外部的事实，包括文化传统和现象。批评语言学反其道而行之，把语言形式在交际语境中的功能作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认为语言运用充满了价值观，我们理应实践一种旨在理解这种价值观的语言学，这就是批评语言学（见Fowler，1991：5）。CL的目的与科内尔顿（Connerton）所说的批评社会学的目的基本一致：“批评……旨在改变或者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者歪曲的意识的条件……批评……使得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以此在个人或群体中开启一个反省过程，以获得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的解放”（Connerton，转自Fowler，1987：483）。与CL相比，CDA更加注重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探讨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它“为研究话语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1995：30）。Fairclough（1989）指出，CDA不仅仅是分析，更是批评；意识形态通过自然化过程变成常识，并被人们所接受和熟识，而CDA要做的就是逆向运动，即去自然化（denaturalize），通过分析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来揭示那些隐含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运用语言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和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Fairclough 和Wodak（1997）提出了CDA的三个目的：（1）系统地探索话语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2）研究这些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探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权力和霸权中的作用。van Dijk（2001）在谈到CDA的目标时指出，它主要探索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话语交流是如何被实施和复制的，如何被用于抵制社会中的支配、控制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的滥用等。van Dijk（2001）认为，CDA并不是游离于其他方法之外的一种方向或流派，它旨在提供一个不同的贯穿整个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应用模式或视角。因此，CDA若要达到最终的目标，还需要满足一些具体要求：首先，CDA不能单纯地描述语言结构，而是应努力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话语结构；其次，CDA应主要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第三，与其他边缘研究一样，CDA若要展开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往往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最后，更具体地说，CDA主要关注话语结构如何被实施、确认、合法化、复制，以及它如何被用于挑战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3CDA的研究范围和方法

CDA主要分析真实的社会言语交往活动，所关注的内容包括与语篇和语篇生成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涉及年龄、种族、性别、阶级和态度等社会因素；它透过语言探究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大众传媒、司法、教育和商务等领域中的国家认同、民族身份、性别歧视和社会角色等中隐含的偏见和不平等。Blommaert（2005：26）对CDA的研究领域做了总结：政治话语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种族研究、与种族有关的移民话语研究、经济话语研究、广告话语与推销研究、媒介语言、性别研究、机构话语、社会工作话语、官僚话语、教育话语等。CDA特别关注两个非文学领域，一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司法官员、商业组织、新闻机构等的话语；二是个人话语，即个人间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谈。CDA“经常考查的主题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就业和司法上的不平等；战争，核武器和核力量；政治策略和商业行为等”（辛斌，2005：57—58）。Fairclough 和Wodak（1997）认为，当前大致有8 种话语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它们分别是：社会符号学、批评语言学、法国话语分析、社会变化和话语变化、Wodak 的话语历史的分析方法、van 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方法、阅读分析方法和德国杜伊斯堡学派。这些方法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分析了错综复杂的语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阐释话语的秩序、社会参加者的实践以及他们的社会认知过程。由于CDA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不过，Harrison和Young（2003：2）认为，CDA在性质上既不是研究方法，也不是语言学理论，而是对表现在话语中的社会问题进行审视的一种角度。辛斌（2005：54）也认为，“批评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二十几年，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论。可以说它在语篇分析的方法上主要还是采取‘拿来主义’，无论是哪派的理论方法，只要能用于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它都不会拒绝”。因而，各种语言理论都可能应用到批评话语分析中。CL和CDA无论在语言观还是方法论上与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紧密的渊源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上有助于CDA达到其分析语篇的目标。首先，Halliday关于语言的系统功能理论本质上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性质。他将语言定义为一种意义潜势，即语言使用者可以运用的一组组意义选择。语言使用者做出的意义选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们具有语言学意义，因为从语言系统中所做的选择可以被解释为意义选择的一种现实化；另一方面，它们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洞察既是社会结构的表达形式又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那些行为模式。其次，系统功能语言学以语义为基础而不是句法。Halliday（1973）把言语行为分为行为、意义和语法三个层次，人们说话就是从行为层到意义层再到语法层的一次次选择。韩礼德的这种语言观符合批评语言学家关于意义服务于权力和语言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最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尤其是他关于“语域”（register）、语境、衔接和连贯的理论，为从宏观上考察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方法（参见辛斌，2005）。CDA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它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如词、短语、句子等）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CDA特别强调在分析中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在具体分析中，其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分析语篇的结构特征并将其与某些生成技巧或过程相联系；例如，分析者可以把某语篇对动作名词和被动结构的大量使用看作是“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这两种言语生成过程在该语篇中的具体体现。然后，分析者可以论证，这些技巧或过程在具体语境中或许表达了某种意识形态意义。最后，还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语言结构和过程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某种社会过程起着介入或干预作用，例如帮助获得或维护或颠覆某种权力关系。Fairclough（1989）的三维分析框架（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试图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范式。其中的“语篇（text）”是“话语实践（discursive）”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interpret）”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解释（explain）”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其中“描写”层是单纯的文本分析，包括对语言运用和话语交际的分析，属于微观层面，一般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语言学描述；而“解释”层面是对权力、不平等和偏见等现象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结构来说明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属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由“话语实践”连接起来，这也构成Fairclough方法论的精髓。Chouliakari和Fairclough（1999：53－74）在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五个步骤：（1）锁定一个与话语有关的社会问题；（2）通过对话语本身、话语所在的社会实践网络以及话语与该社会实践中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分析，确定处理该问题要跨越的障碍；（3）考虑解决该问题是否涉及社会秩序；（4）确认克服障碍的方法；（5）进行批判性反思分析。Wodak（2001）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把所有的背景信息融合起来，分析和解释公众话语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偏见，这种方法适合分析话语中隐含的偏见，解释偏见话语中的语码和暗指。与Fairclough相似，Wodak把话语定义为“从某一特定角度，表示某一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意义”。Wodak和Weiss（2003：22）还认为，口语和书面语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因果关系，话语实践与其所处的行为场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在这二者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中，语境是一个重要因素，该分析框架把语境划为4个层次：语言和文本内在的上下文关系，语段、文本、体裁和互文性和话语间性关系，语言外在的社会变量以及该语境所涉及的机构框架，以及更为宽泛的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以上的四个层次又对应着该分析框架的4个分析层面，即语言分析、话语理论、中等程度理论和宏大理论。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描述性的，而其他三个层面则旨在建构一种语境理论。van Dijk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了话语中对种族和少数民族歧视，以及权势和不平等等问题。van Dijk（1998）把话语看成一个交际事件和言语成品，是各种意义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话语、书写文本、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印刷布局以及其他符号等。在van Dijk看来，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是批评话语分析中重要的考察内容之一。van Dijk还构筑了一个话语、认知与社会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van Dijk（1997：33）认为，思想意识可表现在语言的7 个方面：话题选择、图式组织、词汇化、文体、修辞手段、局部意义和连贯、含义和预设。批评话语分析所涉及的社会语境包括群体、角色、知识、规则、常规、目标、组织机构等多个特征。语境在体现话语的意识形态方面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环境中的所有结构性特征，而且还跟篇章话语的产生过程、结构、解释和功能有关。语场如果涉及社会群体的目标和利益的，语篇就会出现表达群体身份、活动、价值观、立场的词汇语法，就会包含浓厚的思想意识。

4CDA在国内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迅速发展。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语言类期刊也很关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表明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学者们或引进介绍、或发表新见解，或申请项目、或进行国际交流和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浙江大学的中国当代话语研究项目，南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与兰卡斯特大学共同进行的“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合作项目和学术会议等，这一切都极大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以及国内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辛斌在1996年发表了《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一文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引进和介绍了西方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并着重对汉英新闻语篇，尤其是新闻语篇的互文性和对话性以及其中的转述言语，进行了大量的批评性分析研究。田海龙（2002）分析了政治话语的含义、政治话语研究的发展形成和研究方法，指出政治话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研究语言，还研究“政治活动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他们是亲和还是专横）”。田海龙（2009）认为，以文本分析和批评意识为区别特征，批评性分析可以有优角、锐角和钝角之分，分别对应话语理论、批评性语篇分析和语篇社会功能研究。丁建新（2007a）研究了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认为童话中的性别区分其实暗示了拥有与统治的权力关系，是资本主义对女性控制与束缚的体现。在对童话叙事的隐形对话的分析中，指出“话语批评就像考古学，其任务在于从语篇断裂的地层中寻找分散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的多重来源”，表面“天衣无缝”的语篇实际上是“断裂的”，充满杂声和复调的（丁建新，2007b：87）。而吴宗杰（2012a，2012b）在如何使批评话语分析实现跨学科、跨文化转向上作出较大努力，把批评话语观运用到具体的文化遗产实践和研究中，不但拓宽了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域，而且有助于教化和推动变革，在本土化探索上有重要意义。施旭（2006）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反思自己的社会文化责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和团队。他提出以下主张：（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学体系和团队，应该是当今中国相关学者和学生的重要工作目标；（2）“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的对象应该主要是在当今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话语问题；（3）这种研究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并注重结合东西方的智慧，以形成开放式的新理论、新方法体系；（4）应该采取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多元视角；（5）在写作和教学中应尽量多关注中国语境、中国传统学术及东西结合等问题；（6）力争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促进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化与创新；（7）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和团队，应该采取各种发展策略，包括联合各大学、科研机构的力量，申请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建立相应高效的学术机构，开通网络进行讨论，召开国内、国际会议，出版丛书、专刊，修改、设置相关课程等。

5CDA面临的问题和动态

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观和分析目标要求我们把语篇作为基底和中心，以此作为揭示意识形态的依据，但是这一通过语言分析达到社会批判的视角饱受争议。例如，Widdowson（1995a， 1995b， 1996，1998）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模糊了不同概念、不同学科和不同方法论之间的界限。Stubbs（1997）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中存在的11个问题，涉及其分析的明晰性、客观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等。Verschueren （2001）注意到批评话语分析常常论证不言自明的事情并经常表达出一些缺乏证据支持的评价立场。O’Halloran（2003）则指责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上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不注意运用认知研究和心理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来支持或验证语篇或话语分析的结果。Blommaert（2005）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上过于依赖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范围上只关注经济较发达的西方社会，在具体的分析中只关注现代的语言和社会问题，不注意历史的发展。Marchin和Mayr（2012：208）对CDA的批评归纳为7个方面：1）CDA不是唯一的“批评”方法；2）CDA是一种解读练习，而非分析；3）CDA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真实的读者和听者；4）CDA不太注意语篇的生成；5）CDA不够重视认知；6）CDA太具选择性，过于专注定性分析，有失偏颇；7）CDA过于热衷追求社会变革。辛斌（2004，2008）从“理论概念的明晰性和严谨性”、“分析方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和“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总结和讨论了对CDA的一些主要批评和质疑。在对CDA提出诸多批评的同时，人们也在探索克服其缺陷的途径。例如，Widdowson（1995a，1996）批评Fairclough（1992）在分析一组语篇时既不咨询这些语篇的作者也不去了解其读者的想法就妄下结论。McFarland（2006）重新分析了这组语篇，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对相关读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参照分析了与这些语篇相关的其他语篇，以便支持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其他CDA实践者（例如Benwell，2005；Marchin & Mayr，2007；Stubbs，1997）也在分析新闻语篇时采访记者、编辑和读者等，以了解语篇的生成和阅读过程，佐证自己的分析发现和结论。这被称作CDA的人种论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它把语篇分析与其生成和接受过程相联系，使分析更加贴近实际，真实反映语言，尤其是权力话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等。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是CDA进入21世纪时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其代表人物除了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van Dijk 和Wodak 以外，还有Chilton （2002，2004， 2005）、Scollon和Scollon（2004）、Lemke（2002）以及O’Halloran（2003）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Chilton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视角；他从大脑模块理论假设出发，以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为基础，建构了其CDA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分为两个层面：微观交际层面的文本认知特征和宏观交际层面的社会政治特征。微观层面着重从认知角度来解释语言的理解；而宏观层面则主要解决交际渠道、话语类型和语言特征、话语参与者、互文性、文本杂合性和“新”话语的产生等问题。CDA的另一动态是，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Stubbs （1996）、Baker （2008）、KandiL（2009）和SalamA（2011）等将语料库语言学和CDA相结合，用于分析具体政治新闻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强调语料库方法对于揭示语言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语料库方法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优势在于，它不再是由分析者选择的个别语篇，而是从大量的语篇中提取出那些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语言模式（linguistic pattern）”，有助于人们探究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同的现实建构方式以及揭示其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Tognini-Bonelli（2001）区分了两种语料库方法：基于语料库的（corpus-based）和语料库驱动的（corpus-driven）。对于前者，语料库主要是在原有语言学框架下起验证结果的作用；而后者的发现则是直接从大量语料中抽取得来的，是对标准语言学的重要补充。近几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语料库语言学和CDA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如钱毓芳（2008，2010）、唐丽萍（2011）、朱晓敏（2011）等以语料库为基础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其中，钱毓芳（2008）比较研究了《人民日报》和《太阳报》中关于恐怖主义的话语。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在《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一文中对1999－2008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工作报告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表明政府工作报告能够影响接受者的行为及引发和促进社会变革；朱晓敏（2011）选取从2000—2009年间《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美国政府《国情咨文》作为参照文本，考察了意识形态对译者选择第一人称复数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将语料库方法和CDA相结合的优势，一方面语料库主题词、搭配以及检索分析帮助我们看清文本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则揭示意识形态对语言和社会的影响。语料库语言学运用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搭配、关键词、词表、词簇、分布等，来揭示语言使用中的结构和规律，以找出那些具有显著意义的特征，极大拓展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空间。当然，它也有自身的缺陷。首先，基于语料库的分析维度单一，往往难以处理多模态话语所产生的互动意义。例如，Caldas-Coulthard和van Leeuwen（2002）对儿童玩具的图片和其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表明，有些意义是在语言的和非语言或视觉的互动中生成的。其次，语料库数据其实是“去语境化”的语言事实。面对大量的语篇，分析者很难了解语篇生产者和受众等社会语境信息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而这对于统计结果的解读和阐释是非常重要的。再次，词频分析并不一定能揭示话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分析者还需综合考虑所使用的语料库的大小、类型等。另外，显现出来的词频或表达方式并不一定就能说明问题，有时恰恰是那些未被言说的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有分析价值。最后，我们需要谨记的是，语料库数据本身并不说明什么，真正赋予其意义的是研究者个人，包括其立场态度和研究目的。

6结语

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是批评的是因为它旨在揭示语言如何被用于实施社会政治控制并导致或维护社会不平等。虽然CDA不断遭到批评和质疑，但正如Blommaert（2005）在评论它作为语言批评研究的潜力和前景时所指出的，人们很难不同意批评话语分析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不会不赞成CDA试图在关于语篇的社会学分析和语言学分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加强两种分析之间的对话所做出的努力；另外，CDA把机构话语和语境视为语言、权力和社会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场所并强调对它们的分析也是十分正确的。

本文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本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作者简介：
辛斌，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篇章语义学，批评语言学。
高小丽，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语篇分析，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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