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he Atlantic | 翻译：赵一鸣

是什么推动了恐怖分子？

这是关于恐怖主义的最常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有人会加入恐怖组织并参与恐怖主义行动？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恐怖组织的数量那么多，从上帝辛勤的牧师工作者到嘴碎的出租车司机，每个人对这个话题都似乎有一个自信满满的意见，好像可以容易地挖掘和映射恐怖分子的内心世界。但考虑到学者实际上对恐怖主义和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人少得可怜的认知，这种信心往往出现偏差。这种自信也出卖了他们神一样的健忘症，忘记了进入塑造外部世界的内心世界、主观愿望和情绪是多么的困难。相比问为什么有人，如何加入恐怖组织并实施恐怖暴行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解释的出发点。

一个关于这一“为什么”问题的文化视角的流行答案是，恐怖分子被“驱动”或“推动”来进行恐怖活动，决定性的驱动或推进剂是病理。这个答案已经在近几年随着知识和道德情感的研究进展而有所发展。在上世纪60 年代后期恐怖主义研究中，学者假设扎根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异常的病理或痛苦，这种研究方法并不罕见。然而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想法已声名狼藉，学术共识现在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恐怖分子生活与行事的更广泛的环境中。

这反映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暴力更广泛的共识︰即，它是“社会所决定的”，是更深刻的历史、经济或文化合力加诸个人的产物。它可能为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 班杜拉（Albert Bandura）所最好地总结。借助于整个人类科学对暴力的研究，班杜拉总结道，“它需要有利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可怕的人产生残暴的行为。以适当的社会条件，体面的普通人也会被引导去做非常残忍的事情。”社会科学家争论“社会条件”的性质和影响，但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一不可缺少的环节，即暴力，无论其表现得多么个性化或有特点，是主要植根于历史结构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更不用说他们“病态”的心态。

这种共识也反映在许多自由左派关于恐怖主义，尤其是圣战派别的评论。例如，某些“激进”的左派断言，圣战恐怖主义的根源并不在伊斯兰教，而在西方的无数历史罪行和不公正，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最明显的是，在9/11之后的时代，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圣战主义者的暴力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种由穆斯林愤怒和报复燃起的必然反应；西方化的圣战分子，并不拒绝西方声称的文明的规范和理想，事实上疏远的是西方排斥、贬低和骚扰穆斯林。

关于暴力的学术共识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它通过关注的平凡的一面，把他们的行为放在其背景中看待，来让施暴者看上去像个人。它迫使人们反思自己可能的缺点和漏洞，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如何作出可怕的事。它迫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不是在社会的真空中行动，以及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被他们被迫生活和行动的更广泛的历史条件有力地塑造。此外，西方圣战分子，正如最近一份报告令人信服地提到的那样，明显地被疏远，并觉得他们并不属于一个世俗的世界，这样一个世俗世界经常嘲弄，挑战他们作为穆斯林的宗教和身份。

但这一共识不能脱离病理的思想。相反，它只是重新构建了这一概念，追踪暴力行为的原因到操纵暴力行为的病理“背景因素”。毫无疑问，这与早些时候勾画出的心理解释相比，是更富有启发性、更有益的叙事。但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因为，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杰克·卡茨（Jack Katz）已令人信服地辩称，“放下那些遗传性、心理和社会生态的犯罪条件的有效性不谈，很多人在这些设想的因果分类中并未犯罪，……很多人并未符合这些因果分类却犯下了罪行，而且……很多人符合这些背景分类并在后来犯了预期中的罪行，却在犯下理论预测他们会犯的罪行之前过了很长时间无犯罪的日子”。或如同英国作家大卫·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曾经开的玩笑那样，“为什么不是黑人女同性恋者炸毁巴士？难道她们被边缘化得不够厉害？”

近年来恐怖主义的最敏感、最深刻的探索之一并非来自于一位学者，而来自于一个小说家。菲利普· 罗斯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是一桩神秘谋杀之谜，重点不是谁干的，而是为什么这么干。主角，西摩·利沃夫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年仅 16 岁的女儿梅瑞迪斯（“梅里”） 炸毁一家邮局以抗议越南战争，此举杀死了一个旁观者。西摩可以想的都只是梅里这么做的原因。她是被宠爱的独生女，在一个有特权的、体面的家庭长大，她家位于田园诗般的新泽西州村镇Old Rimrock。西摩焦急地寻找导致梅里的暴力行为的“伤口”。是她的口吃吗？是他在36岁时对11岁的她的不恰当的吻？或者是神秘的煽动者丽塔·科恩让她变得激进了？

《美国牧歌》电影版海报

随着小说的推进，西摩的怀疑逐渐让位于清晰。但那是负面的清晰。“他学到了人生所教授的最糟糕的一课— — 人生没有意义”，罗斯写道。他了解到，他的女儿“是不可知的”，“毫无理由”，“原因在书中”。在捕捉西摩为理解降临到他家庭的灾难而付出的努力时，罗斯经得起对解释恐怖主义所付出的常规性努力的审视— —并且表明了解释恐怖主义的努力会变得在想象上多么狭隘和简单化。

恐怖分子犯下暴行，有他们的原因吗？他们当然会在其声明中一口气说出任意数量的原因，但是，作为法律教授，斯蒂芬· 福尔摩斯（Stephen Holmes）已经发现，“私人动机不能总是会见诸于公开辩护”。有时人们会为他们所声称的原因做一些事。有时则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做这些事的动机若是公开承认，则会显得过于阴暗，可耻或让人大跌眼镜。有时人们的所作所为在道义上有争议，因此当被要求解释时，他们可能会找借口或理由，而非解释他们的行动。恐怖分子无疑属于这一类。

有时人们会做他们完全不知为何而做的事情。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他十几岁时就抢了一家酒品店。他被抓住了，并为此蹲了监狱。这个人现在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那次抢劫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而且直到今天，大约 30 年后，他仍然不能搞清其意义何在。其动机仅仅是在躲避他。

执法人员不能破坏动机，但有了正确的情报，他们也许能够破坏招募恐怖分子的网络。

恐怖主义学者约翰· 霍根（John Horga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我（与前恐怖分子）最有价值的访谈中，已受访者承认，‘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写道。“动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任何意见事都是一项挑战。”这一挑战的难度，进一步被“一些行为是由多种动机引起的”这一事实而升级了。即使这些动机能被可靠地识别，也很难能够去理清并计算它们分别的权重。

正如霍根暗示的那样，关于恐怖主义，更易于控制、更有用的问题，要问不是“为什么”，但是“如何”——以及“何时”“何地”？这个具体的人是怎么加入这个特定的组织的？什么网络给这种加入行为提供了便利，这些网络是在何处、如何被访问或找到的？

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恐怖主义的情况而不是恐怖分子的内心世界，不仅在知识领域这些问题对学者更易于处理，而且与预防或阻止招募恐怖分子的努力更直接相关。执法人员不能破坏动机，但有了正确的情报和技术，他们也许能够破坏招募恐怖分子的网络。马克·塞奇曼（Marc Sageman）对西方“无领导”圣战者的研究工作显示了这种方法的前景。虽然塞奇曼对“为什么”问题有一些有趣的见解，其研究的重点仅仅在于展示社会和亲属关系网络在极端化进程中有多大的决定性。

这并不是说“为什么”问题应该被抛弃，而是说那些问这一问题的人最好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承认一些关键性的人生决定可能是一直不透明且神秘的——不仅对外界观察者是这样，而且对那些做决定并必须承担后果的人也是这样。

关于作者：Simon Cottee是《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肯特大学犯罪学高级讲师，著有《叛教者：当穆斯林离开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