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 | 众作家研讨李西闽长篇小说《我为什么要呼救》
这本书为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而写。十年，需要一个总结，需要回顾，需要思考，否则我无法继续活下去。活着，太艰难了，书中描述的只是九牛一毛。我还是没能够写尽这十年的痛苦和欢欣。
……
子夜时分，我停止了打字，用凉水洗了把脸，打开门。黑黝黝的山林隐藏着未知的东西。我深深吸了口气，又关上了门。我想起了遥远的乌斯怀亚，矗立在小岛之上的也格来日斯灯塔——它是黑夜里的灯火，总有一些东西应该被照亮。
——李西闽，《我为什么要呼救》
汶川地震十周年
《青年作家》第四期发表时用名《我为什么要呼救》
2018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四川作家们如何纪念这个令人痛彻心扉的一天？
5月6日上午，由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年作家杂志社主办的“李西闽长篇小说《我为什么要呼救》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汶川大地震幸存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著名小说家李西闽，著名评论家，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著名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项静特邀出席。裘山山、熊焱、马平、蒋蓝、凸凹、代兵等四川作家，蒋林、熊理博、章泥、茂戈、王刊等《青年作家》作者代表也应邀出席。
研讨会由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主持，大家围绕“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个人经历与时代叙述”的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我为什么要呼救》这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
研讨会现场 摄影/郭发财
2008年5月12日，李西闽应邀在四川银厂沟一个度假村里写小说，不料遇上了地震，一刹那被埋入了5米深的废墟，全身被压住，钢筋从他身体穿过，铁片从他左脸插入，只有一只手可以动。在废墟中，他熬过了魔鬼般的76个小时，成为山庄里同时被埋的好几人中，唯一幸存者。
获救后，李西闽用写作”疗伤“，埋头苦写了1个多月，用一根手指头敲出了自己的地震真实经历，集结成一本10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此书荣获了2008年华语文学传媒奖的“年度散文文学奖”。
事隔十年，李西闽以“汶川地震”为主题的长篇新作《我为什么要呼救》在《青年作家》2018年第四期上发表，并即将付梓出版。该书讲述三个人震后挣扎求生、战胜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事。
梁平作研讨主持
梁平（主持人，著名诗人，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
《青年作家》杂志主编）：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特别感谢李西闽先生为汶川地震十周年奉献了一部震撼之作。这部小说，我们在座各位都并不陌生了。李西闽是享有“恐怖之王”称号的这么一个作家，他自己在十年前经历了一场生死恐怖，在地下埋了76个小时。
汶川大地震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公共灾难，我们非常期待与此相匹配的、厚重的小说能够出现，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期待。《我为什么要呼救》首发之后，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我想，无论是我们四川还是整个中国，因为这个长篇，我们都要感谢李西闽先生。
一个作家把自己的经历融入时代的叙述上，李西闽先生作出了成功的实践，他交出了最完美的答卷。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研讨会，请来了北京上海的老师。成都作家也来了很多，他们也都是有话想说的。我做主持人，会尽量把时间腾给大家。我的想法是，首先把时间交给我们徐晨亮主编和项静女士，让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最后的时间留给西闽。
徐晨亮（文学批评家、
《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感谢主办方成都市文联和《青年作家》杂志社。这是我从《小说月报》杂志来到《中华文学选刊》后，参加的第一个文学活动。从选刊的角度，我们一直在关注《青年作家》。《青年作家》杂志近年来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学期刊界有目共睹，在此首先以期刊同仁的身份表示致敬。
来成都的路上，带着一本朋友推荐的书，名字叫《谢谢你用一生陪伴我》，这本书封面上有一句推荐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贩卖美好，不消费悲伤。”我觉得，这对于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普遍性的判断标准。在当代中国的写作现场里，能够做到这点其实并不容易，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这也是一种很高贵的品质。
《青年作家》杂志第四期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李西闽的长篇新作，刚刚梁平老师提纲挈领地总结了这部作品的意义。在我看来，《我为什么要呼救》正是一部具备了“不贩卖美好，不消费悲伤”这样品质的作品。
西闽兄这部作品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面世，其意义自不待言，也可以说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但在处理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题材时，我感觉西闽兄没有选择现成的方式来进入，而是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采用了糅合虚构与现实，独属于他自己的“奇特”而“危险”的方式，在公共记忆之下凿出了一条他个人的通道，简言之，就是一个“呼救者”的视角，这也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阅读这部作品，我特别有感触的是主人公如何与地震所留下的怪兽般的内心创伤搏斗这条线索。这也与我自己对抑郁症话题的兴趣有关。前两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参与把一部涉及抑郁症的小说《我要罗拉》改编为小剧场话剧，在此过程中，也一直在思考，文学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心理疾患这样一个很沉重的主题。我也为此看了很多参考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这本书把心理疾患的阐释和治疗，如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当成一种文化输出的现象来解读，用很多例子来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心理学解释体系，怎么输出到全世界，如何被医疗商业利益所驱动。这本书涉及很多专业背景知识，但对我的启发就是，平常我们所谈的内心疾患，背后是存在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的，而非单一的、确凿的症状。如果忽略差异，认为有一套通用的方式可以解释一切、治疗一切，那可能是很可怕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疗救的姿态，拿现成的药方去寻找病症，不是站在外部去抽象地想象病患，而是去倾听一个又一个陷入内心困境的个体，他们在各自生命的“暗夜”当中经历和承受了什么，设身处地进入每个个体独特的生命情境。在此意义上，人们内心的搏斗，不是能被心理学的解释体系所垄断的，文学应该有自己处理这一主题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角度就很接近西闽兄这部作品里的表达。作品里有很多相关的细节，表现地震带给个人的身体与内心创伤，以及人物如何与之搏斗。比如写到汶川地震中他自己被埋的七十多个小时，钢筋穿过了肋骨，他一直听到钢筋跟自己骨头摩擦的声音，就像磨牙一样。这个声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都像梦魇一样困扰着他。这样的细节是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的，也让我们如临其境地了解到他如在独木桥上行走一般，走出内心困境的过程。
然而这部作品并没有停留于此，没有停留在这种个人的经历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实与虚构交织的，涉及多组人物、多条线索的小说，他让我们走向一群有独特面貌的人，去感受他们因为地震所陷入的各式各样的困境。不管是主人公作家“我”，同样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苏青，还是在地震中失去儿子的李翠花、杨文波一家，乃至这三组主要人物周边的角色，“我”在丁屋岭遇到的丁大保、戴三妹老人，苏青身边的文霞、孙卉，甚至“我”遇到的失意写作者张北风，还有在苏青童年时代，曾经伤害过他的宋文洁阿姨，里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伤痛、焦虑，也有每个人不同的处理方式。
看完这部小说之后，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意象，可以描述它的叙述方式，我把它叫做“群岛式的叙事”。“岛”这个意象，来自小说结尾写到的一个梦境：“我梦见自己被困在某个孤岛上，所有人都消失了”。这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情境。可以说，小说里每个人物都困在各自的孤岛上，各自的生存焦虑，都需要个体独自去面对。用西闽兄自己的话来讲，每个人在自己的孤岛上，“活着就是苦熬”（“苦熬”这个词，某种角度上带有福克纳的色彩）。小说里写道，世界上很多人都过着幽闭的生活，心灵的幽闭，内心找不到出口，精神备受磨难，你我都一样，在这样一个情境里，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脱困——自救是疗伤的最好方式。
而小说依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是更进了一步。有一首诗相信大家都熟悉，“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孤岛是能够，也需要被连接起来的。《我为什么要呼救》这部作品的众多个人的孤岛，被小说的叙述力量连接了起来，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视野，一个“群岛”的意象。
作品里的作家李西闽、苏青、李翠花等等，这么多人都在孤独的困境里呼救。当呼救被听到，其实每个人也就不止是一个孤岛了。听到来自别处的呼救声，意识到自己的呼救声也看可能被他人听到，当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呼救产生的回声就给我们提供了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里“为什么要呼救”的追问，也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一个隐喻。因为，写作其实也是一个“呼救”的过程。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一直在焦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说服读者：不只要读中外的经典之作，也要看看跟你生存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写作者他们的创作。我觉得西闽兄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情境。我们自己的伤痛和焦虑，只有同时代的写作者最为了解。同时代的写作者在读者面前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教导者，而是和读者形成一种陪伴的关系。就像我们的朋友亲人身上发生了不幸的事，遭遇生命中暗淡甚至黑暗时刻，求助于智慧的长者，或许会得到现成的答案，但最好的劝慰方式，其实是有人陪伴在近旁，倾听他们，伸出臂膀，与他们一同难过，一同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惊惧、伤痛与难题。当代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暗夜里相距不远又彼此隔离的孤岛之间，微弱却坚定的呼唤与应和。
西闽兄这部《我为什么要呼救》，正是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这样的呼唤与应和，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公共事件之中的个人处境与个人伤痛这一话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范例，值得更深入地去探讨。
项静（批评家、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参加李西闽小说《我为何呼救》的研讨会，对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作品研讨会，它关涉到我个人的记忆和经历。
这本书写作的主题汶川大地震，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记忆。作为一个青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这个时代和国家是比较疏离的，没有什么参与感。汶川地震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在心理上有巨大震动。后来看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看到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几乎有同样的感受。在个人成长史上，可能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对远方模糊集体的急切的关心，渴望能够有所行动，击破了很多自己脑海里的幻象，这个感受是深入到内心的，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一些相关作品我个人非常关注的，十年过去了，文学怎么呈现这个灾难，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就是个人经历与时代叙述，这是一个重要的写作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关注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以其为潜在背景的。这部小说因其题材和写作方式而让我有阅读的动力，历史总是被我们叙述出来的，叙事是我们接近和讨论过去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广义的“亲历者”想看看另一位亲身经历了大灾难的作家十年后的重新讲述。
看完作品让我受触动的第一个东西是写作方式，醒目的虚构与非虚构的混合。近年来虚构和非虚构成为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非虚构这种方式的出现一定是虚构出了某种问题，它呈现世界时的姿态和套路，影响了它对问题的切入，也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非虚构把自我“田野化”，直接而有代入感。严格来讲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其实是很难界限分明的。李西闽这个作品，把关于他人故事的虚构和自我故事的非虚构串联起来，这是要抵达两方面真实的一种尝试，写故事的人可能都会在这两种方式之间有过游移。
关于这部作品我还有一些感受需要提出来，一个是徐晨亮前面讲过的如何避免贩卖悲伤和苦痛，这是书写灾难的作家非常重要的写作基点，是写作之前就应该具有的品质。另一个是细节和行文太赶，叙事速度太快。蒙田说我们人类之所以需要读一本书，是因为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任何一本书，都是承载这个安静的一个空间，是内心生活的需要，叙事太快，让人读起来像赶赴匆忙的聚会，好多东西都是一闪而过。另外还有词汇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嗜好，阅读一部作品，我一定会去看它有没有超出我个人储备的的词汇和表述方式，如果我整篇翻下来都没有一个我没见过的词汇，我会觉得有点疑问。一个人的词汇和表达，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你所要处理的经验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用一套语言应对所有题材、所有事件，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我们内心紧张的一部分。我们处理不同的题材，应该生成新的词汇、语法和新的表达方式，哪怕形成比较生涩和困难的表达都是应该的，而相反，顺畅无阻恰恰是一个写作者要警惕的东西。最后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这部作品有三条故事线，各自独立又互相成全。好的小说是应该有生长空间的，这部作品好的部分就是，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它有个人伤痕的问题，有灾难之后怎么“活着”的问题，有关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但这里面不同的层次之间的衔接转换是生硬的。小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长篇，它们被糅合到了一起，怎样从自然主义的叠加变成一种互相润泽是作家需要再考虑的。
一部小说能给人说话和讨论的欲望，是非常难得的，这部小说对于后续的写作者会有启示，避开它也好，绕过它也好，继续它也好，它始终不会孤独。
裘山山（著名作家）：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是以李西闽老朋友的身份来的。
我三十年前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一岁，我那个时候已经三十了。我是看着他从一个清瘦的小战士成长成为一个微胖的中年作家的。
1988年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创作班，那个时候认识他，他不怎么说话。后来的二十年，李西闽以他的才华很轻松地成为了一个作家，获得了一个“恐怖大王”的称号。那二十年他写了大量的非常受欢迎的长篇小说，卖得也很好。可以说顺风顺水。
但是2008年把他改变了。
前几天我还在想，十周年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个人应该以什么方式纪念这个十周年。看到《青年作家》以大量的篇幅刊载西闽这个长篇，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纪念。我不知道其他刊物怎么样，估计也就是《青年作家》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十年前，我记得是13号的早上还是14号的早上，我的手机里有五个未接电话，是陌生号码。当时其实已经是一团乱了，但是我看她打了五次，觉得可能有急事，我就回过去了。结果是西闽的夫人，她说西闽到四川写作，不知道下落了。语气特别焦急，我也有点懵，我就去打听哪个部队在那一带救援。打听到是空军，我就又去想办法找空军的朋友。我认识空军宣传处的一个干事，他说他会把这个信息告诉去那儿救援的空军部队。
然后我就去灾区采访。我自己那段时间也是黑白不分，蓬头垢面地在灾区采访。后来我在灾区听说他救出来了。
这些年我在微信圈看到西闽夜里经常发他的灾后创伤。甚至就像他小说里写到的，他曾经想寻死。我们都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十年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作为一个在地震中没有受任何伤的一个人，只是在震后一直采访，即便这样，我都特别不愿意去回想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除了2009年出了一本纪实文学，我之后再也不想去写它，甚至有的时候在朋友圈里看到相关的消息和文章，我都不愿意点开。
我可能在逃避。因为我一看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会难受。可能我也有后遗症。有时走在街上，看见拆迁的废墟，我都会把头转过来，不愿意看。
所以，西闽是勇敢的。
我这两天在看这个长篇，我觉得西闽不但勇敢而且坚强。我觉得他能够直面这段经历，直面灾难。他的勇敢是双重的，一是他情感上的勇敢，还有是他写作上的勇敢。我写地震，都是把这个东西当背景，从来不直接写。他就敢直接写，怎么垮，怎么挖。另外，我觉得他不止是勇敢的，他也还是理性的。他没有沉湎于痛苦，他不止写了个人，还写了社会和时代。
其实这个小说是三条线对吧，每条线都非常丰富。我看完以后还有一点感受，就是我很庆幸西闽是个作家，他可以用写作来疗伤、来救赎，如果他不是个作家，那种痛苦无处抒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有时候问他，他是很难形容他的痛的。他的骨头到现在都没法复原。这些痛苦都是无法想象的。
要说这个小说的不足，可能就是细节还不够个性化。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写的现场的东西是虚构的，因为他自己也被埋在里面。这点可能我们采访的人更清楚。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另外，项静说的那个观点对我也有启发，就是在写作中，是否有新的词汇、新的表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所谓的老作家尤其重要。我就说这么多。再次向西闽表示敬意，向《青年作家》表示感谢。
左：李西闽
右：裘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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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项静
右：徐晨亮
马平（作家、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我在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青川挂职工作过两年，回来之后花了整整半年写了长篇小说《山谷芬芳》，坐出了一个腰腿疾病。这也是一部以地震为主要内容的小说。
首先感谢《青年作家》。1987年的《青年作家》发了我的处女作。本期的《青年作家》发了李西闽的《我为什么要呼救》，因为那场地震，因为这个刊物，立即就把我俩拉近了。
我是在手机上读的这个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作家，要在手机上看长篇小说，那真是一件难事，但是西闽兄这个小说是值得的。
在汶川大地震将近十年的时候，写这样的小说，不算晚也不算早。西闽兄这个小说，属灾难文学。前面三位老师都谈到了非虚构的问题。到底虚构还是非虚构更能全景关照文本，我觉得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人说，历史除了人的名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了人的名字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前面这句话有点虚无，但是后面这句话真的有道理。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打量汶川大地震，无论是像西闽兄这样的亲身亲历者，还是像我这样三年之后才到极重灾区去工作的人，都能够从不同侧面看到灾难的阴影。我在青川的每一条山谷里面游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脚下、我的头顶、我的前后左右都有灾难的阴影袭来。时间一长，余震一多，我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早上，五点几级地震，我的木床咣咣响，我都没有从床上坐起来。
最后我想说我看到的关于灾难的一句话：幸存的人们需要重生。死亡是简单的，而重生、活着是艰难的。我愿意和我们在座诸君进行不懈的探索。谢谢各位。
熊焱（诗人、作家、
《青年作家》执行主编）：
首先要感谢西闽兄这两年对我们杂志的支持。同时也感谢远道而来的徐主编、项主编，以及以山山老师为首的四川作家们的支持。西闽兄昨晚说，这是他第一次召开个人作品研讨会，而我们为他第一次召开这个研讨会，也非常荣幸。
毫无疑问，汶川地震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世界上的灾难文学，有很多伟大的作品，比如《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蝇王》《牙买加飓风》，等等。而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也很多，尤其是诗歌，可谓铺天盖地，但是真正具备艺术表现力和震撼力的，还是很少。李西闽的这部长篇小说是描写汶川地震的优秀作品，对于我们的灾难文学的书写具有启示意义。
整部小说在内容上并没有着力于表现地震场景，只有开篇的前面部分，寥寥数段，写了地震现场。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写得非常感人，尤其是李翠花背着儿子的尸体回到受灾的家园面前，一群饿疯了的狗来抢食尸体的场景，把地震的惨烈和悲壮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篇主要是三条线，李翠花一家是一条，他们是当地灾民；文中的“我”是一条，在地震后埋在废墟下受伤的游客；第三条是苏青，在地震中失去一条腿的游客。这三条线既平行，又交汇，把灾后这十年中，不同群体的精神的冲突、心灵的挣扎、灵魂的困境一一展示出来。灾后十年重建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家园焕然一新，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内在的，灾民心灵的重建是看不见的。当然，有很多志愿者、援建者、心理医生来到灾区，给灾民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疏通。但是像文中的“我”，以及苏青这样的异乡人，他们在地震中所遭遇的心灵创伤，很容易被社会给忽略了，他们就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来疗伤。因此，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灾后心灵的重建，就别具范例意义。
此外，地震后这十年，是大转型、大变革时代中的十年，如何将个人经历与时代叙述相结合，写出这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困境、灵魂挣扎、心灵秘密和情感呓语，对我们当下作家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和挑战。这一点，当下我们的作家把握得并不是太好。李西闽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以地震为写作视角和切口，由此来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从这一点来说，这也是这个小说所具备的启示意义。
当然，有一些感受我还是想说一下，在读完后，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觉得有的地方节奏有点快，部分转换有点突兀。比如杨松树在大街上突然杀人的那个场景，他那种突然热血沸腾、头脑短路的行为，稍显突兀，前面对杨松树的心理铺垫还不够。还有，我觉得作为当地灾民李翠花一家的家庭重建中，描写得稍微薄了一点。如果这一家人的心灵重建能再多一点的话，这个小说会更美好、更深厚。
成都凸凹（诗人、作家）：
西闽兄这个小说一定是地震十周年最最重要的小说。被埋76个小时之后，来完成这个作品，只有西闽兄。这部作品在成都首发，在成都开研讨会，非常好。
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失眠了，它是具备震撼力的，有些情节，让我噙了泪。我想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部灾难小说。一个是灾难对劫后余生者连同他们的亲朋好友的种种影响，这些人包括李西闽一家、苏青及女友孙卉、李翠花一家、宋小洁等。第二个是社会中人对灾难的态度，这些人包括赵平凡、文霞、王飞等，以及世外桃源般的丁屋岭对灾难的疗伤作用。主写的是地震之灾，其实它还可放大到大自然之灾和人类自身制造之灾范围，所以可称之为灾难小说，而不仅仅是地震小说。而这一切，又是虚实结合的，故，这是一部虚构与非虚构相互嵌入之书。
二、这是一部死亡之书。小说有一个重大主题，是关于死亡的，几乎一半的人物都有自杀心理，但又都在生死的讨论与挣扎中，遭遇了同类的人性中最广大的善，并最终选择了生，无一自杀。
三、这是一部非重口味的书写。它不以离奇的事件、狗血的情节为卖点，甚至也背离了作者标签式的“恐怖”线路，而是在小人物的庸常生活中慢条斯理地展开灵魂的掘进。
四、这是一部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人民的阳光普照、正气满满的心理教科书。书中的文霞、苏青等可谓之平民大英雄。
五、这是一部发生在古蜀文明重要繁殖地，而又附着了天府文化显明特征的时代之书。天彭门、海窝子、瞿上城、阳平山等，都在那个空间里。
六、这是一部受生命的请托而感恩万物尤其人类自己的存在之书。书中几乎是以花名册的方式提到了二三十位蜀中好人的非虚构名字。这算是打破了小说的规矩，而依从了感恩的规矩。但里面包含了真切的情谊。
整个小说读下来，有一点点的不足就是，下半部“新知识”欠丰沛，有一些赘笔和重复。因为米兰·昆德拉说了，小说就是以小说的方式提供新知识。
卢一萍（作家、《青年作家》副主编）：
我去年和家人一起，陪西闽去了他在汶川地震时被埋76小时的现场。那里现在风景优美，已看不出当年的多少痕迹。他当时说，他准备以他自己的经历来写一部小说，我当时就希望他写好后能支持《青年作家》，今年，他把这个小说写完后，如约给我。作为一个编辑，能编这个小说，是非常荣幸的。
我在读西闽这个小说的时候，也在读他十年的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这部小说的“非虚构”部分，他做了如实的描述。
我们都知道，李西闽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写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恐怖小说，拥有大量读者，是中国的“恐怖小说之王”。我也读过他不少作品。感觉他写的鬼魅世界其实写的还是人世。他写活了那个无形世界的万千形态，而回到现实的题材，他也写得入木三分。鬼魅世界的反映全靠超强的想象力，也就是靠颇为纯粹的虚构能力。近几年，他写了不少直面现实生活和个人经历的小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他转的很成功。《我为什么要呼救》可以说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汶川地震的“灾难文学”，李西闽此前曾写过具有很大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幸存者》，我也看了，看了之后很震撼。他说他活在真实之中。这种真实自然包括他所感受到的所有爱、绝望、伤痛、病痛等。之后又写过《救赎者》。作为一个作家，对一场灾难能够反复的书写，这首先需要才华，需要勇气，更需要一个强健的内心来直面灾难中的一切。
对一个题材，从非虚构进入虚构。我本人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如果一个事件刚刚发生，就对其进行虚构表达，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写入小说中的事件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是需要作家来思考的。
所以，当作者要把想象力投注到现实的时候，其实是挺难的。今天这个研讨会，大家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蒋蓝（学者、散文家）：
2008年以后，每年5月12日，作家李西闽必来四川。用他的话来说：“我在四川获得了重生，龙门山是我的重生之地，我是龙门山人，我是四川人。”
还记得是在2008年5月15日的下午，接到李西闽妻子电话后，我紧急赶到浆洗街武警医院的大院帐篷里，在病人的一大片哭喊声里，我见到了刚刚从废墟里解救出来用直飞机送到成都的李西闽。他的头部、腿部缠着渗血的绷带，身体已严重脱水，浑身浮肿，气若游丝。我向他问好，他嘴唇开裂，他陷入了某种巨大的谵妄，有点语无伦次……
一年后，李西闽也来到成都，我们喝了一次大酒。作为地震幸存者，他静静讲述了这一年时间里所经历的变化：“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了。但心理上仍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感。”由此，他呼吁大众在向灾区人民献爱心的时候，应当注重心理。
李西闽来的目的就是要赶往龙门山银厂沟，这个曾在地震时困了他76个小时的地方……这一年里，李西闽写作出版了非虚构长篇《幸存者》，展示了大地震留给自己的伤口。他与死神搏斗，与软弱搏斗，与绝望搏斗。求生意志让他顽强，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让他坚持。在那滴水成川的银厂沟，在那被毁坏的美丽山野，在那一个蝴蝶忧伤的清晨，他在绝望中穿越了生死，一秒钟经历了整个世纪。《幸存者》的写作释放了内心的恐惧，减轻了内心的痛苦。他捐出了这本书获得的全部稿酬十几万元给崇州九龙沟小学。李西闽一再说：“身体在恢复，噩梦却没完……”
李西闽是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的两栖者。在汶川大地震十年祭之际，李西闽用一部长篇小说《我为什么要呼救》展示了他的自我救赎。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集小说、散文、非虚构写作于一体的跨文体写作之书。他以结实、丰满、广阔的视野，深情回顾了那一场地震对于人们灵魂、心灵造成的后遗症，一个人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绝望，如何与灾难达成和解。如果说《幸存者》展示了地震之烈，那么《我为什么要呼救》则体现了三个人震后挣扎求生、战胜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事，意义非同寻常。小说里，更有女性志愿者文霞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李西闽把伤口撕开，却没有把自己的疼痛局限在非虚构上，而是挖掘呈现出一部高明的虚构小说。反过来说，“真实经历的离奇已经无需虚构”是非虚构写作的前提，那么，虚构的伟大力量荣耀了小说叙事的光辉，再次成为了李西闽的两把利器。大地震后的救赎与疗救，构成了小说的主旨。
李西闽在汶川地震被埋76小时，所受的心理创伤和身体创伤是任何人无法体会的。他患上了抑郁症，曾经想寻死，深夜痛得无法入睡……这十年里，他终于熬过来了。李西闽不但成为了一个更为沉潜的作家，一个不断出现在各种灾区的救助志愿者，他还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通过写作来实现疗伤和救赎。由此，也昭示了《我为什么要呼救》文本之外的巨大社会意义。
郭发财（学者、小说家）：
从个人感受的切入点来说，《我为什么要呼救》（以下简称《呼救》）有几个点位需要把握。首先，这部作品是西闽的个人痛史。其次，它关系到——灾难文学，含有作家本体需要面对的个人与灾难的博弈主题。再就是，有个作家对灾难的博弈，不是为了沉溺灾难过往而难自拔的认识问题。其实，它关乎的是人类的普遍共识，即，这部小说的核心诉求：面对灾难，人类终将与其和解，并在和解中——基于活下去的目的，找到自己或与人类有关的救赎路径！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来看，在那场大灾难中，李西闽不但被深埋地下——七十多个小时，经历了足够伤痛与恐惧，获救后，他还写了非虚构作品《幸存者手记》，出版后并获大奖。其间，他已回顾、盘存了他的伤痛和恐惧。可当他把这种背景，从一个文本延宕到另一个文本《呼救》——中来，还要经历重新的回味与咀嚼。显然，这就需要硬汉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了。这时，海明威的博弈对象是大海深处——被鲨鱼撕扯得仅剩骨头架子的大马林鱼，俨然“古巴渔夫”一样执着、坚韧的叙事人，需要博弈的对象，则是他被深埋的——再重现与炼金术的再提纯。
说到炼金术，需要引入一些概念。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拾垃圾者/有机性等问题。他认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知识分子同身份不明的拾荒人一样，要将拣到的东西以文化炼金术的有机性分门别类；哪些予以知识谱系归类；哪些可以提炼问题，并在批评语境中向社会发出呼救与预警。
本雅明语境的有机性转入西闽灾难博弈的场域中，他就需要，至少在三个维度中来捡视已然过去，却无法过去的灾难和浩劫。一是，银厂沟地震现场面临的伤痛与恐惧；第二，从《幸存者手记》开始到新书写作，他还要经历灾难的二度搏弈，将经历与思考予以有机叙事的再突破；第三，在《呼救》中，他要接受“我为什么要呼救”的自我拷问。而且这不但有三个维度，还关乎作家在丁屋岭写作的故事发生场勾连的难友苏青和女友的情感纠结；农夫李翠花及家人明知已不具备生育能力还要再养孩子的悲剧问题。
作为阅读，认识到这个层面就够了吗?可能，这还远远不够。
灾难，给西闽带来三个维度的对冲之外，还要植入苏青、李翠花们，遮蔽在宏大叙事之下的——人物命运的再博弈、再咀嚼和再提纯的问题。并且作为思想延宕，西闽还要在小说中带着难友与他们一起去找，面对苦厄，人和灾难从搏弈走向和解的可能性在哪儿的问题。和解，这个词语看起来中性而美好。事实上，具体到小说的叙事场域，这个词却很沉重而且充满了苦难的底色。
怎么和解？可以来看小说细节。
比如，作家回老家某县城，参加一个活动，因灾难的阴影与心里疾病突发，导致长期随其左右的求死之心的再现，随之而来他吞服巨量安眠药也好，甚至回到上海家中，面对妻子一脸是泪的规劝也罢，甚至面对小说人物、实际也是西闽宝贝女儿李小坏，天真的问候与牵挂也好……这些都让叙事人本有求死的解脱之意，一旦真要付诸行动显然又受阻了。那么，既然无法走出灾难的阴影，同时，又不能以死来完成舍离之断，于是，在生死矛盾的尖锐对立中和解就成了修行，和唯一的可能！而在和解的背后，还关联到亲情、友情、责任和不忍。自己一死了之，进入迟暮之年的爹娘怎么办？弟兄袍泽怎么办？妻子女儿怎么办？……所以，立足这些基点的哈姆雷特，批评家徐晨亮先生提出的“孤岛”与“大陆”的“不可分割”说自然就被构建起来，而西闽与灾难的讲和，也能完成逻辑的自洽。
讲和，这就有了向上与突破的力量，蕴含在小说文本的织体之内。只是这种力量太残酷了！一方面它带给阅读情境的感受是——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喜之力。它不但体现在作家本体中，同时对白水村的苦命夫妻杨文波、李翠花夫妇又何偿不是如此呢？他们的孩子被地震夺走了生命，但作为家庭的香火之续，却依然需要完成一个己死孩子的社会伦理再生。李翠花的儿子死了，给她带来的痛苦，剜骨挠髓，令其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但为了生命伦理重建，她依然要当母亲，承担公公以死相逼，她知道她也应该承担的、传宗接代的重任。
因此，无论基于灾难的搏弈也好，或寻求讲和可能的路径也罢，事实上西闽的这部新作，都关联了敬畏生命的严肃主题。哪怕是摄影师苏青，尽管已身患癌症，同样他也无法拒绝寻求医治，尽最大努力活下去的不二之选！
活下去的命题就这么现实而残酷，而且还需要引起阅读重视！那么，经历了博弈与和解，阅读中我被欲哭无泪的气氛震慑，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小说临近结尾，一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西闽为将故事推向高潮，加重了他的叙事趋力。
这些年，他带着妻女在国内和世界各地旅行，其实是想告诉女儿：如爸爸不在了，想到我们走过的这段长旅，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就不孤单了！于是面对这个藏得如此之深的编码，可以讨论的问题依然还是：5.12大地震带给幸存者的救赎路径究竟在哪？吊诡的是西闽始终没有回答，却在回答女儿对孤单的追问时，于小说终章的梦里指着海边教堂上的十字架，说——那儿就是孤单！虽然他没建立救赎确指，却通过这部小说以一个手势作了无声胜有声的——充满隐喻而力透纸背的明确回答。
王龙（作家，西部战区专业作家）：
李西闽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是在时间和心灵的重压下“熬”出来的。尽管只是有限的片断，这十年中我耳闻目睹了他在这场灾难中遇险、获救、思考、救赎的大致过程。正因为他不仅是这场灾难的遭遇者，更是幸存者、心历者、和思考者，同时具备的这几重身份才让他有更多别人所不具备的可能，去深入这场苦难的内部，去代言讲述幸存者们的灵魂。在对这场灾难经过十年的沉淀深思后，他终于深入捕捉人心的每一次巨大颤动和细微的战栗，捧出一幅摄魂动魄真切感人的“灾难文学”。
我在想，中国这么一个饱经忧患的国家，为何很少能够制作拍摄出能够走向世界的“灾难片”？而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灾难片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电影工业本身的高水准？显然不是。没有灾难意识，影片制作再精良，也不过是技术上的胜利，而不是艺术的胜利。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灾难意识呢？我相信其本质就是生命意识，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思考，是对一场巨灾过后人类心灵的拷问与救赎。如同在战争环境下对人性极致的考验和重建，而这才是灾难带给人类真正的思考与进步。
国内对一场灾难的宏大叙事中往往只见英雄少见人性，只见斗志昂扬不见惨烈伤痛，只见家园重建少见人的心灵重建。而这才是真正漫长和痛苦的考验（这方面令我映象深刻的只有青年导演母子健拍摄的反映汶川地震失独家庭纪录片《独，生》）。而李西闽这部作品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独特的亲历者视角，弥补了国内灾难文学这方面的不足。有一句话说，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心灵的自供状。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李西闽也许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李西闽本人，但显然有着他十年来很强的自传色彩。他对自我心灵炼狱历程的勇敢展示，对自我挣扎超越的讲述勇气，无疑都令人敬佩。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里，他没有作简单的歌功颂德，仅仅从一场巨灾中提炼出人定胜天的主题；也不是以局外人的观望，手持一盏虚拟的神性烛光，作出普照众生的姿态，而是真实地以一种参与者的体悟，把疼写成绛紫的疼，把泪写成血色的泪，以潮湿的泪音谱写这场灾难中人们的爱与悲伤，坚定升华着生命中温暖的情怀与初心。
书中的人物苏青、杨文波、李翠花、乃至宋文洁，既是获救者，亦是救赎者，从不同层次探讨人类如何在一场心灵灾难来临时面对自身的局限性。李西闽用文字给我们塑造的不仅仅是等身的雕塑，更有放大的精神投影、提炼的心灵缩影、精选的灵魂剪影、折射的人性倒影……他们是丰富而纯粹的，是博大而亲近的，他们在李西闽的一行行文字里，或奔突驰骋，或颤栗悲鸣，乃至恐惧的呆立，乃至压抑的隐忍，这一切组成了一种真实，也打破了一种真实。让人们看清历史背后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就是李西闽自已在创作谈中说到的，他写的是这十年来的心灵史。正是这些平凡人物的心灵史，也许才构成人们在将来反思和讲述这场灾难时真正具有时光穿透力的历史。而这部书中的酸楚、悲伤、感慨……都是李西闽值得珍藏的生命切片。这些切片属于所有的人，更属于他自已。
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十年来，国内作家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讲述并未缺席。但这类作品宏观叙事多，微观描写少，事件罗列多，人物个性少，以至文学性缺失。历史在进步，相信今天没有人希望汶川大地震被记住的方法，仍是在历尽艰险重建家园之后，只剩下一座高耸入云的孤独纪念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李西闽没有将善良的人们从严肃的问题前推开，消磨人们在经历灾难中对生命的感悟，而是继续以守望者的姿态对灾难的遗忘提出警醒和告诫，敬畏自然，关爱生命，帮助他人，所有这一切才是一个民族对待灾难的心灵觉醒图。
感谢李西闽，通过《我为什么要呼救》，我们知道，没人会忘记，没人被忘记。
左：马平
右：成都凸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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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袁远
右：卢一萍
袁远（小说家）：
小说家李西闽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被埋地下76小时，这份特殊的、难以言传的惨烈经历，促使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我为什么要呼救》的写作。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思考，第一，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纪实性、非虚构性文字已然积简充栋，不少作品也颇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语境下，虚构作品写作的意义何在？第二，灾难对人类来说无时不在，5.12过去了，但其他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灾难，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人世间不同地方发生，时时处于剃刀边缘的我们，何以安心生活？关注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又该向读者传递些什么？
李西闽《我为什么要呼救》，并没有着力于再现那场大灾难的惨烈可怖以及地震救援的感人至深，而是择取了灾难后人们精神与心理创伤的平复、灾难亲历者穿越“心魔”炼狱、重新拥抱生活这一更具张力的主题，为此，作品也就有机会在展现复杂、斑驳而又日常的生活图卷和人生图景中，更深入地描摹我们面对的真实处境，思考我们面临的终极难题，呈现人性的多个刻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爱、坚持、自我救赎和相互扶持的力量，这也是文学的力量。
以“孤独”这一文学命题来说，在废墟中被长时间深埋、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境遇，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朝夕相伴、在大地上“俯拾即是”的孤独状况的浓缩与极致化。而李西闽的文字，带领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地震降临时那非常时刻的疼痛，也是弥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寻常生活中的痛楚，勇于穿越这样的“炼狱”，显现的正是人性的光芒。而要穿越这样的“炼狱”，我们需要呼喊，向着生命、向着希望，大声呼喊。
章泥（作家）：
“我”在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被困70多小时，虽有幸被营救，却留下严重的身体疼痛和精神疾患。偶然经历的劫难，变成一生难以摆脱的魔障。尽管如此，“我”与患难之交苏青仍一起坚持拍摄、记录劫后余生的杨文波一家，并十年如一日地缅怀地震中逝去的人和事，帮扶曾经、正在及未来不幸受困于难的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呼救》的主人翁都是肉身和精神的受难者，亦是自我与相互的救赎者。在这部悲天悯人的作品中，作者勇敢地直面创伤记忆，在从灾难人性向后灾难人性的转化中，始终执守凡常个体的生命尊严——十年间，他们肉体和心灵的疼痛没有被尘埃覆盖，鲜明如初，时刻让人感同身受，然而掰开苦难的外壳，其深凝久蕴的穿透灾难的生命挚情和精神力量却如饱经磨砺与隐忍的珍珠，最终弥散着安宁、柔润而坚毅的光泽。
关于灾难，文学自古不曾缺席。作为灾难文学的典范，《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时至今日仍在追问极端境遇中人性深处的善与恶、虔敬与亵渎、忠诚与背叛……现代文学里，与灾难相关的经典之作《鼠疫》中更深重的灾难是随着疫病一起弥漫、播散的恐惧和不信任，它们比瘟疫本身还要可怕地摧残着人们脆弱的信心和希望。
李西闽（著名作家）：
很感谢成都市文联和《青年作家》杂志，给我举办《我为什么要呼救》的作品研讨会。说实话，我写作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举办过作品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对我个人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我来到彭州的银厂沟写作，碰到了汶川大地震，被埋废墟76个小时，然后获救，成了一个幸存者。被埋的过程，刻骨铭心，获救的过程，也刻骨铭心。我不会忘记灾难带给我的恐惧和疼痛，也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时刻救我的恩人。
地震后，我得了抑郁症，这是十分折磨人身心的一种精神疾病。我多次因为遭受痛苦的折磨，想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亲人朋友一次次的将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想，我不能如此沉沦下去，需要面对。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吃药，和病痛斗争，和我内心的那个魔鬼斗争。我的努力有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基本上好转，就是有的时候复发，也可以抵抗过去。
记得有次，我和一位同样经历过灾祸的读者见面。他给我带来了一摞厚厚的手稿，说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我，只能送给我他在车祸后几年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因为他得知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希望他的手稿对我有用。他是个比我年长的老者，我们只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送他走出咖啡馆时，他对我说了句话：“好好活下去。”我目送拄着双拐离去的他，眼睛湿了。那摞手稿给我的震动很大，我看到了一个人是怎么在艰难的困苦中战胜自己的。我深知，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活在痛苦之中，要真正获得重生，还必须靠自己，因为最终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被自己打败。
每年5月12日那天，我会出现在银厂沟，站在当初被埋的地方，对自己说，在这片山野，你还站立着，还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还有蝴蝶在野花丛中飞舞，我必须活下去。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要付出真诚和爱。
记得我记录地震中被埋真实经历的作品《幸存者》出版后，我将此书四个版本的稿费都拿去资助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了，有四川的孩子，也有玉树的孩子，还有其他地方的孩子，另外一本关于地震幸存者故事的小说《救赎》的版税也全部拿去帮助他人。玉树地震后，我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去了灾区，在那里做了个志愿者，有几年，每年都要去那里，帮助了许多孩子和孤寡老人。我觉得，帮助别人，是救赎的最好方式。
十年，需要一个总结，需要回顾，需要思考，否则我无法继续活下去。这是我写作《我为什么要呼救》的初衷。在这本书里，我写了三个幸存者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地震带来的创伤，心灵的和肉体的。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我试图写出地震幸存者十年来生活的历程，向往美好的未来，通过人间大爱，完成心灵的救赎。
书中写的三个幸存者，除了我之外，都是四川人。不，我也是四川人。记得重生的那天夜里，在成都武警医院，有记者采访我，我就说过，我已经是四川人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在四川重生的，当然是四川人了。我有两个出生地，前半生是在福建，后半生是在四川。所以，在《我为什么要呼救》，我还写到了闽西故乡的一个山村，我想让故乡和我的重生之地建立一条秘密的通道，关于爱，关于生死，关于平凡人共同的美好向往。
这次研讨会，大家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都会铭记在心，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是良药，十分感激。谢谢大家！
研讨会合影 摄影/郭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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