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金融创新解决融资难问题—一些国际证据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域见·新引擎”。信托的世界很大，信托如何帮助企业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信托如何赋能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好和我们的主题相结合。

信托能解决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信托有这个价值？信托的价值在哪里？信托是金融创新一个核心工具，有了信托就有可能做金融创新，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化解金融风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最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去两三年“影子银行”与中国的发展及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真正的银行体系效率不够高，那就必须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融资问题，这是影子银行出现的关键原因。

即使大家都知道影子银行存在风险，但影子银行在2016、2017年管理资产增长迅速，2017年和银行资产之比占20%，非常大，在2016、2017年大约是GDP的70%、80%。影子银行之大，大到很多决策层心惊胆战，因为确实是可能有风险的。

“影子银行跟财富管理行业密切相关。整个产业链就像一张银行的报表一样，负债端是各种形式的财富，但资产端却集中了最重要的矛盾。从2008、2009年的高速、桥梁等国家基础建设，资金大多是影子银行提供的，大家过分强调影子银行的风险，却没有想到影子银行为我们的建设做了一些贡献，各种各样的大型国企都是影子银行资金重要的使用者。”

信托行业为中国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数万亿投在基础产业，数万亿投在证券市场上，相当一部分投到房地产，很多时候房地产企业被认定为高风险的行业。信托资产余额从2016年持续增长，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导致信托资产规模增速急速下降，刹车过猛，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体系信托行业的高杠杆。

国家为什么要出资管新规来管理影子银行呢？最重要的逻辑就金融体系的高杠杆，2017年大概是GDP的2.4倍，2.4倍的GDP跟历史数据相比，在低利率环境下不算高也不算低。所幸的是，中国的杠杆基本在国企不在民营，尤其是以非金融企业负债GDP是163至17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根据中国的国情，事实上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借那么多债，是因为有政府背书。总的来说高杠杆是一个问题，高杠杆最后也许会带来高风险。2017年中国的杠杆率是200%，2018年下半年资管新规出来后就下降了，12月份下降非常厉害，2019年1月份开始上升。2019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又开了一次会议，表示杠杆还要下降，所以经济又下行了。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因为高风险，政府不能调控，一调控实体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第一点是国企杠杆太高。对比国际上的数据，中国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金融企业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总体来说还好，唯一杠杆比较高的就是国企。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得那么有韧性，是因为中央在2018年主动降杠杆，这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现在中国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国企杠杆率高。其实风险并没有想象那么大，现在真正的问题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后带来的问题，这是三大攻坚战之一，要打好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个攻坚战要坚持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去杠杆。从2015年的“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的“行政性去杠杆”，2018年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有些地方要去杠杆，有些地方可以不去，适度稍微放松一点。

资管新规的核心，第一点是对多层嵌套资产管理产品的穿透，向上识别产品的最终投资者，向下识别产品的底层资产；第二点是净值化管理；第三点是打破刚兑，其中打破刚兑在过去两年尤其不容易。以P2P的爆雷为例，2016年底P2P的风险已经出现苗头，2017年开始风险已经逐渐显现，2018年P2P已经大量地爆了。无论是从P2P的投资人来说，还是P2P公司的业主，或是监管部门来说，最后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2018年中国P2P网贷涉案平台数量规模850+，涉案金融规模8000亿元，涉案人数有1500万。希望P2P的爆雷告一段落，因为金融企业至少是8倍至10倍的杠杆，假设出什么问题，除非是国企否则很难控制住暴雷的局面。

第二点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矛盾爆发。地方融资平台在中国2008年以后的国家建设里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地方融资平台里特别重要的是城投债，2018年城投债是7万亿的规模，2017年统计数据为8万亿，大概是8、9万亿的规模。地方融资平台确实为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余下的6万亿就会体现在信用债务上面，但还没有真正大规模的爆发债务危机，但也构成了非常大的风险。剩下要偿还的数额越来越小，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就会降低，P2P的问题其实已经到了快结束了，城投债的问题也快到终点。

第三点是小型金融机构、私募以及城商行的风险。城商行相当一部分同业负债，同业负债就会受资管新规和同业市场的波动影响。包商行2019年上半年因客户违约出现严重信用风险突然被监管，这是城商行的风险，原因是城商行需要同业负债，同业负债期限短，但投资期限长，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一旦期限错配出问题，同业也跟着出问题，城商行就会加重信用风险危机。评级偏低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显著下降，很多银行对AA级企业是不会做的，AA级以下的企业信贷业务在2019年5、6月份，特别是包商事件以后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对城商行的负债造成了重大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借不到存款，只要这类问题悬着不解决，市场风险就一定存在。

第四点就是居民的杠杆上升。在两三年之前，居民的杠杆处在非常健康的比例范围，2010年左右居民的杠杆大概是20%。2018年涨到了50%，现在也开始存在风险，但在中国居民的风险有，但应该还是安全的。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是房价攀升太快，但资管新规出台以后，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攻坚战大概化解了这点，现在留下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和融资贵。

政府已经提出政策：

第一金融供给侧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供给效率。

第二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且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第三是从改革入手，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有钱无表，一旦大家都不愿意借之后就产生信用坍塌，信用坍塌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融资难、融资贵。这就是出台资管新规以后产生的问题。在制度桎梏现实的时候，只有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公司才能在与制度不断博弈过程中，找到相应的发展道路和有效的方法，才能真正保持和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竞争力。

ABS即资产证券化是信托的一种融资模式，ABS业务2018年大概发行了将近8000亿，但信贷ABS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潜力。美国的影子银行发展过程与中国不一样，中央政府出台的资管新规，主动收缩了国内的影子银行。美国是影子银行非常发达的地方，但2008年的金融海啸把影子银行处理了，处理以后跟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模一样——融资难、融资贵。

以下阐述美国的两种解决方式：

一个是CLO业务，一个是信用管理封闭基金。在美国，因为影子银行引起了坍塌，CLO（贷款抵押债券）市场迅速崛起，2014年的时候已经超出了2007年的高点，将近一万亿的规模。这个市场真正解决了美国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美国贷款抵押债券晒场最重要的特色资金池的资金分配。10亿美金的资产，把80%放到AAA，10%多放到AA，7%放在A，6%放BBB等等，这样的结构就把风险分散，很多风险比较大的贷款都以打包放到资金池里面。美国的CLO市场，资金池内的贷款是高风险高息或杠杆贷款，也就是对融资难、融资贵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这个跟国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完全不一样。

除了CLO还有另外一个业务板块，叫信用管理封闭基金，即找一家封闭式基金持有缺乏流动性的CLO贷款，封闭基金跟开放式基金不一样，封闭式基金没有赎回。在美国，CLO和封闭基金把中小企业借贷市场做起来，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兴起的直接借贷基金。

中国也有信贷资产证券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本身已经是最好的信贷，他们主要做的是出表业务。影子银行能够支持实体，是金融创新，不是去出表，从2015年开始有4000亿的规模，但最主要是用来出表，这是影子银行信贷资产没有用好的关键原因。

“为什么国内的ABS市场不发达？主要原因是流动性差、没有什么人买卖。信托可以提供流动性，可以市场化，可以实现对风险的分割、分层，这些都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信贷ABS和信用管理基金两种业务共同把企业借贷市场做大，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