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肖开容：认知翻译学的名与实
认知翻译学的名与实
·肖开容·
*文献来源
肖开容，（2021），认知翻译学的名与实，《语言、翻译与认知》，（1），1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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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认知翻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平台 和学术交流渠道逐渐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已成为翻译学研究的新分支且不断走 向成熟。不过， 认知翻译学目前存在学科名称和关键术语不统一、理论主张不清晰、 研究领域分散等问题，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基于对学科名称、研究范式、主要研究 领域的分析， 本文尝试勾勒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体系， 认为认知翻译学是对翻译生成、 翻译接受、译者等的认知研究，有计算翻译论和认知翻译论两种认知研究范式，现有 研究主要涉及翻译生成认知、翻译接受认知、译者认知和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等领域。
关键词
认知翻译学 ；计算翻译论 ；
认知翻译论 ；翻译生成 ；翻译接受
1. 引言
认知翻译学是当前翻译学研究中发展最迅速、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学者开始基于认知科学方法和理论开展口译和笔译 研究， 到十年前有学者首次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alverson 2010）的概念，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认知翻译学目前已到了走向 成熟的关键时刻（Jääskeläinen & Lacruz 2018 ；Xiao & Muñoz Martín 2020）。很 多学者认为， 认知翻译学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如卢卫中、王福祥 2013 ；文旭 2018）。然而，不管是从事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其他领域关注认知翻译学的研究者，对认知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关键术语、理论主张等都 还存在一些困惑，或者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 一，对学科名称（特别是英文名称）和一些关键术语还存在误解和混淆，对部 分术语的使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常用于指本研究领域的名称有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认知翻译论（cognitive translatology）、翻译心理学（translation psychology）等。学者对这些名称（或术语）的内涵、彼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尚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第二，认知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主张缺乏清晰的界定和统一的意见。有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认知范式（如Muñoz Martín 2010），但到底什么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范式？是一种还是多种范式？翻译研究的认知范式是基于什么理论思想？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清晰的答案。第三，认知翻译学呈现多个研究取向。有的学者侧重以实证方法开展翻译过程研究，有的学者采用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等理论模型开展基于语言或翻译文本的研究，也有学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开展具体情境中的社会认知翻译研究，等等。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之间似乎彼此独立和分散，未能整合在一起，影响了认知翻译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系统性发展。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认知翻译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的标志，界定其学科名称和在翻译学体系中的定位，然后分析各研究取向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话题，尝试描绘认知翻译学的基本图景。
2. 逐渐走向成熟的认知翻译学
2.1 认知翻译学：翻译学的一个新分支
Holmes（2000）在构建翻译学学科体系时指出，新的未知领域的出现催生学科发展。当某学科出现了新的研究问题并吸引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探索时，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1）如果新出现的问题可以在某门学科内得到较好的解释或部分地解决，就会发展为该学科的合法分支（legitimate branch）；2）如果新出现的问题不能在某门学科内得到很好的解决，新问题的研究者与现有研究者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从而形成一门新学科。Holmes认为，翻译学的诞生属于第二种情况。Chesterman（2009）认为，译者研究（translator studies）的出现属于第一种情况，是翻译学体系里的一个新分支。目前，翻译学体系内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分支：认知翻译学。笼统来说，认知翻译学是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翻译活动及译者行为、能力、情感等诸多认知问题的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认知翻译学虽然涉及译者，但是与Chesterman（2009）提出的译者研究有诸多区别。首先，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不仅限于译者研究，还包括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译者与技术和环境的互动等诸多方面，甚至还涉及跨语言的认知转换机制等。其次，认知翻译学并不旨在研究译者的所有方面。Chesterman（2009）认为，译者研究包括文化视角、认知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其中，只有认知视角的译者研究属于认知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因此，认知翻译学与译者研究有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后面的分析将说明，经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认知翻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体系，其研究内容和所取得的成果都已超越译者研究。
另外，认知翻译学也已经大大超出了Holmes（2000）所描绘的基于过程的翻译研究。Holmes最初提出的基于过程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过程与行为本身，虽然其被Holmes具有预见性地规划为三大描述翻译研究之一，但是由于翻译过程的极端复杂性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当时并没有获得切实的进展，只是成为Holmes规划的翻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而已。而且，认知翻译学似乎并没有按照Holmes的构想发展成为翻译心理学（translation psychology）或翻译心理研究（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虽然心理学是认知翻译学的一种研究路径（Jääskeläinen 2012）。
总之，认知翻译学是在Holmes基于过程的翻译研究构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与译者研究有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一个新的翻译研究分支。
2.2 认知翻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Holmes（2000）论述翻译学的形成时指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形成有两个标志：交流平台的建立和“学术乌托邦”（disciplinary utopia）的形成。所谓学术乌托邦即在一个新的研究群体中形成了共同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目前的认知翻译学不仅建立了诸多开展学术交流的渠道和平台，而且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话题、理论、方法和目标，因此可以说已经成为翻译学一个稳定的研究分支，并逐渐走向成熟（Muñoz Martín 2017；Jääskeläinen & Lacruz 2018）。就交流平台和研究主张而言，有几个重要的标志说明认知翻译学已经作为一门分支学科逐渐走向成熟。一是丰硕且快速增长的研究成果。据OlallaSoler et al.（2020）基于口笔译研究语料库和翻译研究文献语料库的统计，截至2019年9月，认知翻译研究的各类成果共有2,128项，在所有翻译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从1976—1985年间的1.6%增长到2016—2019年间的5.6%。Muñoz Martín（2014）的统计表明，在2006—2013年间至少出版了11部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间，连续出版了数十部包括手册、翻译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集中展示了认知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包括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Shreve & Angelone 2010）、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O’Brien 2011）、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Advances in Som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Rojo & Ibarretxe-Antuñano 2013）、The Hand 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Schwieter & Ferreira 2017）、Innovation and Expansion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Lacruz & Jääskeläinen 2018）、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Field: Current Researchon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Risku et al. 2019）、《认知翻译学》（文旭、肖开容 2019）、《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谭业升 2020）等。
二是多个国际学术期刊以主题专刊的形式集中发表认知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如Meta 2005年专刊“口笔译的过程与路径”、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年专刊“翻译能力研究的方法论”、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2013年专刊“描述翻译认知过程”、LANS-TTS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20年专刊“认知翻译学：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批判”等，部分专刊如表2所示。三是专门学术期刊的创办。2018年John Benjamins创办了《翻译、认知与行为》（Translation, Cognition & Behaviour）杂志，由Ricardo Muñoz Martín担任主编，成为专注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学术期刊。
四是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目前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认知翻译研究系列会议有如下几个。第一个是“转型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系列学术会议，首届会议于2013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第2、3、4、5届会议分别在德国格默斯海姆（2015）、荷兰根特（2017）、西班牙巴塞罗那（2019）和美国肯特（2020）举行。第二个是中国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自2014年开始创办的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分别在中国澳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连续举办六届，原计划于2020年在英国杜伦大学举行的第7届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第三个是国际口笔译认知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Cognition，简称ICTIC），每两年举行一次。首届会议于2017年在阿根廷门多萨大学举行，第2届会议于2019年在德国格默斯海姆的美因茨大学举行，第3届会议将于2021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举行。第四个系列学术会议是翻译过程研究工作坊（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Workshop），从2009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六届。另外，在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简称IATIS）年会上，多次出现认知翻译专题论坛，比如在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第六届年会上，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作为主题论坛贯穿四天会议始终，并且有两个平行小组讨论（徐然、李德凤 2020）。另外，中国也有两个系列学术会议：一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系列年会，先后在贵州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另外一个是中国翻译认知学会系列年会。五是研究机构和协会等研究组织的成立。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了认知翻译研究中心或认知翻译研究实验室，如中国澳门大学的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博洛尼亚大学的C2实验室（C2 Lab）、肯特州立大学的翻译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CRITT）（原设在哥本哈根商学院）等。各高校也基于研究项目成立了多个课题组，如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TRAP项目和EYE-TO-IT项目、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PACTE项目、西班牙格林纳达大学的PETRA项目、瑞士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的CTP项目等。另外，多个国际或地区性组织成立。国际翻译与认知实证研究联盟（The Thematic Network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Empiricism, Cognition，简称TREC Network）由全球从事翻译认知与实证研究的学者组成，其成员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澳洲等18个国家。中国也有两个从事认知翻译研究的协会，分别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翻译认知学会。
3. 认知翻译学的名称问题
名正而言顺，形成准确又统一使用的名称方能使这门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然而，目前认知翻译学界在名称方面似乎并没有达成共识。就中文名称而言，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认知翻译学”这个名称，不过也有学者采用其他的表述，如认知翻译研究（王寅 2012）、翻译认知研究（金胜昔、林正军 2016）、翻译过程研究或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颜林海 2006；肖开容、文旭 2012；谭业升 2020）、翻译心理学（刘绍龙 2007；颜林海 2008）等。常用的英文名称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凸显翻译过程研究的表述，如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简称TPR） （Göpferich et al. 2009；Jääskeläinen 2011；Jakobsen 2014等）、Process Research/Studies（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 2009）、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Research （Saldanha & O’Brien 2013）和Protocol Studies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等。第二类是凸显认知翻译研究的表述，包括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alverson 2010）、Cognitive Translatology （Muñoz Martín 2010）。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Cognitiv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如Halverson 2019）。第三类是翻译心理学类，即Translation Psychology、 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 （Holmes 2000；Jääskeläinen 2012；Bolaños-Medina 2016）。综合来看，不同名称的选择体现出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定位的不同界定（Jääskeläinen & Lacruz 2018）。下面对这三类中英文名称的内涵进行比较分析。
3.1 翻译过程研究
不管是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Cognitiv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Research），还是过程研究 （Process Research/Studies），这几个名称的核心都是关注译者翻译时的心智过程、微观认知过程、大脑“黑匣子”里发生的情况（Jakobsen 2014）。翻译过程研究最早源于Holmes（2000）的界定：基于过程的描述翻译研究。Holmes认为，基于过程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对翻译过程或行为的研究。沿着这一思路，Jakobsen（2014）认为，翻译过程研究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翻译（微观）行为进行细致观察而采取的一种翻译研究，属于描述、实证和实验研究路径。后来，Jakobsen（2017）将采集译者微观行为的技术手段具体明确，指出翻译过程研究是一种基于译者击键或眼动行为数据的认知实验研究范式。翻译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计算认知观，其基本假设是人的大脑就像一个装有程序的计算机，译者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可以通过有声思维、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等方法来捕捉译者大脑信息加工过程。这一理论假设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人的认知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人的身体经验、环境互动，受情感因素的影响（Muñoz Martín 2017）。如此看来，翻译过程研究并不适合作为认知翻译研究整个领域的名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其理论基础“计算认知观”是认知科学哲学观的一种，属于第一代认知科学，并不是认知哲学的全部。因此基于计算认知观和信息加工理论的翻译过程研究只是认知翻译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Muñoz Martín（2017）将其称为计算翻译论（Computational Translatology）。其次，根据Jakobsen（2014，2017）的定义，翻译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笔译，主要依赖击键记录、眼动追踪等技术手段采集译者微观行为数据，因此很多翻译现象（如口译、视听翻译等）并不包括在内，采用非技术手段进行的翻译认知研究也被排除在外（Jääskeläinen & Lacruz 2018）。翻译过程研究是认知翻译学研究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凸显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个名称并不能涵盖认知翻译研究的全部内涵。
3.2 认知翻译论
认知翻译论（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由Muñoz Martín（2010， 2016，2017）提出。他认为，认知翻译研究有两条基本研究路径：基于计算认知观的计算翻译论和基于情景认知观（4EA认知观）的认知翻译论（Cognitive Translatology）。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心灵哲学认为，人的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生成的（enacted）、延展的（extended）和情感的（affective），简称4EA认知观。4EA认知观强调人的身体经验、情景、情感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认知不仅在脑内发生，脑外的身体、环境、情感也参与认知过程。因此，基于4EA认知观的认知翻译论认为，认知翻译学研究不能只关注译者大脑里的信息加工，还应将研究拓展至“超脑认知”，关注译者的情感、直觉、信仰、工作环境等在翻译认知中的作用（Muñoz Martín 2017）。也有中国学者将Cognitive Translatology作为与“认知翻译学”对应的英语名称，如谭业升（2012a），文旭、肖开容（2019）等。虽然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个英文术语看起来很像一个学科名称，但是Muñoz Martín（2017）却用它来指与计算翻译论相对的一种认知翻译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
3.3 认知翻译学
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CTS）这一术语最早由Halverson（2010）提出。Halverson最初没有明确界定其内涵，而是笼统地用这个术语来指所有从事翻译认知研究的学者开展的研究。后来，她继续在多篇论文中（如Halverson 2013， 2017等）使用该术语，用以指称认知翻译研究这个领域；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这个术语来指称认知翻译研究领域。最近，越来越多的口译研究者对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名称的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需要在名称中增加Interpreting（口译）一词以凸显其地位，于是逐渐有学者开始用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口笔译研究）来代替原来的Translation Studies。于是，认知翻译研究界，包括Halverson也逐渐开始采用Cognitiv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口笔译认知研究，简称CTIS），如Halverson（2019）、Mellinger & Hanson（2020）等。
3.4 翻译心理学
Holmes（2000）认为，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可能发展为翻译心理学（Translation Psychology），于是有学者（如Jääskeläinen 2012；Bolaños-Medina 2016；Zhu 2020；刘绍龙 2007；颜林海 2008等）沿着Holmes规划的路线尝试构建翻译心理学。Jääskeläinen（2012）认为，大多数翻译现象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翻译心理学比翻译过程研究的范围更广，更具涵盖性。除了翻译过程研究所关注的译者心智活动以外，翻译心理学还至少包括翻译中的情感、情绪、人格特征、与翻译教学相关的译者能力和专长、翻译接受研究等。Bolaños-Medina（2016）认为翻译心理学是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译者作为复杂个体的特征，包括翻译中的情绪、认知、行为、社会因素、与工作环境及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主张构建翻译心理学（如刘绍龙 2007；颜林海 2008；李奕、刘源甫 2008；陈浩东 2013等），但是关于翻译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意见并不统一。刘绍龙（2007）主张翻译心理学应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框架，核心内容包括感知、注意、记忆、知识表征、问题解决以及翻译中的原文理解和译文生成等。颜林海（2008）认为，翻译心理学主要研究译者的语言心理、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活动特征和规律。陈浩东（2013）选用Psychotranslatology作为翻译心理学的英语名称，认为翻译心理学可分为宏观翻译心理学和微观翻译心理学，前者以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为基础，后者以认知心理学和文学心理学为基础。他认为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翻译思维、译者认知、读者与翻译的互动和应用心理学方法的实证翻译研究。综合来看，翻译心理学目前还处于构想阶段，由于心理学本身体系庞大而复杂，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目前来看还只是一种探索。另外，翻译心理学涵盖面过于广泛，反而导致其研究焦点不够突出，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似乎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研究和认知翻译论代表了两种认知翻译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径，前者是脑内认知（信息加工）研究路径，后者采取超脑认知（情感、情景、身体经验等）研究取向。这两者代表了两种认知观或两大认知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心理学将心理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以构建关于翻译的心理学研究，虽具有学科名称的潜在可能性，但是由于心理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很多不属于认知的内容（Muñoz Martín 2017），其外延过于宽泛。比较而言，认知翻译学和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最适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翻译学分支学科的名称，指以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有关翻译（包括笔译、口译、试听翻译等媒介形式以及翻译的生成和接受过程）、译者能力、译者行为等认知问题的研究。首先，这个名称可以涵盖计算翻译论和认知翻译论这两种认知观和研究范式所代表的两大领域。其次，认知毕竟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中文名称中的“认知”二字和英文名称中的cognitive一词，既指认知科学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即翻译（生成和接受）活动、译者及其行为的认知问题。最后，这个名称比较清晰地体现出认知翻译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包含关系，表明认知翻译学是以认知理论和方法开展翻译研究的领域，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不过，随着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Cognitiv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可能会最终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名称。即便如此，“认知翻译学”既简洁又清晰，就像翻译学不必改为口笔译研究或口笔译学一样，认知翻译学似乎也没有必要改为口笔译认知研究。
4. 认知翻译学的两种研究范式
认知翻译学主要有两大研究范式和理论取向：计算翻译论和认知翻译论，这两大范式源于两大认知观，其哲学基础都来源于认知科学的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的心灵哲学大致经历了两代：基于计算主义的第一代认知观和基于超脑认知的第二代认知观。第一代认知科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形。第二代认知科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孕育，在2000年后逐渐成形，形成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俗称超脑认知（李建会 2017）。第一代认知科学将人的心智类比为抽象表征和计算过程，也就是说，人的大脑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由不同的模块构成，人的认知就是一个程序化的符号运算过程，即认知等于信息加工。这便是计算主义认知观，也被称为经典认知科学、认知革命、标准认知科学等。第二代认知科学针对计算认知面临的离身性、离境性挑战（李建会 2017），提出了基于身体经验、环境、情感的认知观，包括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ed cognition）和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简称4E认知（Rowlands 2013）。Muñoz Martín（2016，2017）主张在4E认知的基础上加上情感认知（affective cognition），认为情感也是认知的一部分，构成4EA认知。具身认知认为，我们认知的一部分来自身体结构和经验过程。嵌入认知认为，认知主体被嵌入环境中，不能将其与环境分离。生成认知认为，认知是在认知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中形成的。延展认知认为，认知不仅依靠大脑来完成，还会被延展到大脑之外的环境中（李建会 2017）。情感认知认为，情感与认知密不可分，因为不仅我们的很多活动依赖情感，而且情感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总之，4EA认知强调大脑以外的身体、情感和环境在认知形成中的作用。
在两代认知科学的影响下，形成了认知翻译学的两种认知研究范式：一种是基于计算认知观的计算翻译论，另一种是基于4EA认知观的认知翻译论（Muñoz Martín 2010， 2016， 2017）。基于计算认知观的计算翻译论主要吸纳了第一代认知科学有关心理表征、信息加工和计算主义等思想，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通过认知加工，从原文解码到用目标语言进行再编码的过程。其核心观点包括：1）意义是可计算的；2）意义包含在文本中，可以通过解码来提取，并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进行再编码；3）文本的意义是超念的，即不管谁阅读、在什么语境下阅读，意义都保持不变。计算翻译论范式的认知翻译研究主要以受控实验研究为主，像早期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法国释意派的翻译研究、Gutt（1991）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等都属于计算翻译论的研究思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运用击键记录和眼动追踪等技术开展的翻译过程研究愈加凸显，成为计算翻译论的核心领域（Jakobsen 2017）。
基于4EA认知观的认知翻译论是一种情景认知论，认为认知是基于情景的，不仅发生在大脑里，而且存在于人与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情感与认知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的（Muñoz Martín 2010，2016，2017）。认知翻译论范式的核心观点包括：1）认知翻译研究应采用一种生态认知观，着眼于真实环境和情景下的翻译研究；2）研究的焦点不应局限于译者的内在心智过程（即大脑黑匣子里的活动），还应该关注译者认知所依赖的身体经验、环境和情感因素；3）研究设计应考虑翻译活动的真实性和生态有效性（Muñoz Martín & Halverson 2020）。与计算翻译论不同的是，认知翻译论主张研究翻译认知的具身性、情境性、社会互动性和译者情感，除了一些实验研究，还常常采用社会学的参与观察法等开展定性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取向包括：1）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文体学等为理论基础的语言认知翻译研究；2）对工作场所中的翻译活动开展的社会认知研究；3）翻译的工效学研究；4）译者的情感研究等。
5. 认知翻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认知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各种形式的翻译生成及接受、译者能力、译者行为和情感等认知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将认知翻译学研究分为不同的领域。从研究范式来看，目前存在计算翻译论和认知翻译论两种模式。从研究对象的媒介形式来看，有笔译、口译、视听翻译、译前/译后编辑、人机互助等的认知研究。从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可将其分为翻译生成研究和翻译接受研究。Saldanha 和O’Brien（2013）将翻译研究分为基于译文、过程、参与者和语境的研究，应该说这四个方面都可能成为认知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认知翻译学又可分为基于翻译转换（译作导向）的认知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译者的认知研究和社会认知翻译研究。下面首先对几个比较凸显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然后描绘认知翻译学研究体系。
5.1 翻译生成的认知研究这里的翻译生成指译者从阅读原文到生成译文整个过程。翻译生成认知研究聚焦译者翻译时的认知过程，属于译者认知视角的翻译过程和行为研究，主要包括常见的翻译过程研究和语言认知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属于一种译者翻译行为和生理特征认知研究，主要采用有声思维、击键记录、眼动追踪、脑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心率（heartrate）和皮肤电反应（GSR）监测等方法收集译者从理解原文到生成译文过程中的行为和生理数据，揭示其大脑中的认知加工情况。其基本研究假设是人的心智活动与大脑和身体的一些行为及生理反应相关，这些行为和生理反应可观察和测量，将这些行为和生理数据记录下来可帮助我们对相关的认知活动作出推断。
另外一种翻译生成认知研究是语言认知翻译研究，即基于认知语言学、双语理论、心理语言学等的观点和思想，对翻译中从原文到译文的语言转换、翻译规范、翻译普遍性等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解释。其基本研究假设是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是使用者概念化生成的，因而跨语言的翻译转换有内在认知操作机制，即在原文与译文的语言形式转换背后存在着译者通过概念层次的认知操作建立两种认知系统的对接，翻译的普遍性也有内在认知机制（肖开容 2017）。语言认知翻译研究的其中一个取向是对翻译转换或译者认知操作作出解释（如Halverson 2007），另外一个取向是对翻译普遍性作出解释（如Halverson 2003；Krüger 2013）。同时，语言认知翻译研究还可能将认知诗学（或认知文体学）与文学翻译相结合，研究创造性翻译的认知机制、译者风格和文化概念化等（如谭业升 2012b，2013；肖开容 2013等）；也可将语料库与认知翻译研究相结合，开展有关译者能力及培训、翻译单位、翻译普遍性、译者风格、译后编辑、口译等的研究（如Rodríguez-Inés 2017）。
5.2 翻译接受的认知研究当谈到翻译，我们一般默认为译者从原文出发生成译文的过程，并不关注翻译的影响和读者接受情况。其实，翻译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包含了翻译功能、效果和读者的接受问题（Chesterman 1998）。因此，认知翻译学不仅应关注翻译生成的认知过程，还应研究读者接受译文所涉及的认知问题。现有的翻译影响研究主要为基于对目标读者、译文可接受性和翻译策略影响等的未经验证的假设（Chesterman 1998）。翻译接受的认知研究采用的是读者认知视角，其重要性体现为三个方面（Kruger & Kruger 2017）。首先，翻译研究的诸多理论都以翻译效果为支撑，包括对个人读者和社会的影响。其次，Chesterman（1998）认为翻译效果有三个层级：认知效果、行为效果和文化效果，其中认知效果是最基础和最具决定性的，需要从读者接受的认知加工角度进行考察。最后，翻译生成与翻译接受是密切相关的两个过程。译者在翻译生成中必然要将对目标读者及其接受的预判纳入翻译策略选择的考量中。
翻译接受认知研究常用的理论框架包括：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可使用性（usability）和用户友好性（accessibility）理论、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等。研究话题包括笔译、口译和视听翻译等的接受研究，未来还可能拓展至译后编辑、机器翻译的接受研究。笔译接受研究主要聚焦文学翻译，尤其是儿童文学翻译的接受，也包括报刊文章和广告文本的用户友好性等。笔译接受研究还常常涉及翻译策略对阅读行为、认知努力、理解和读者态度的影响，以及语言选择对读者的影响（如Puurtinen 1994；Zasyekin 2010；Rojo et al. 2014等）。视听翻译的观众接受是目前翻译接受研究最活跃的领域，常采用眼动追踪等方法聚焦字幕翻译的效果，研究话题包括观众的注意分配、阅读行为和字幕翻译规约性对认知负荷的影响（如Brems & Pinto 2013；Krejtz et al. 2013；Kruger et al. 2016）等。目前，有关口译产出的听众接受研究尚不多见，但其研究价值和重要性不容忽视。
5.3 译者的认知研究Chesterman（2009）的译者研究模型包含三个视角：文化、认知和社会。其中的认知视角便是这里的译者认知研究。不过，为了将其与翻译过程研究区分开，这里的译者认知研究并不包括译者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认知加工过程，而是聚焦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特征、情感、能力和能力培养等。因此，译者认知研究的主要话题包括：译者能力及专长、译者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人格及其影响。译者认知研究可关注个人译者的认知，也可以考察多个译者合作翻译时的集体认知和译者群体的社会认知。
5.4 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采用的是情景认知研究范式，属于认知翻译论的研究范畴（Muñoz Martín 2010，2016，2017）。与翻译过程研究不同的是，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主张译者的认知不仅仅在大脑中产生，也来源于大脑与环境和情景的互动。因此，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译者的大脑，而是聚焦译者的工作场所、环境及其在译者认知加工中的作用。
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旨在规避实验研究的生态有效性问题，强调研究自然中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即把翻译放在真实环境下考察。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目前比较常用的是人种志的参与观察法（Risku 2014，2017），即研究者深入翻译公司或译者工作场所，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及其他参与者和技术设备等情景元素进行直接、长期观察，获得研究数据，形成研究结论（Risku et al. 2019），主要研究译者的身体动作、工作场所的空间布局、设备条件、群体组织架构如何影响译者的感知、记忆、理解、决策等认知过程。近来出现的一些新热点包括翻译的工效学（EhrensbergerDow 2015）、机器翻译与认知（O’Brien 2017）等。
5.5 认知翻译学研究体系初探根据以上分析，认知翻译学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达到很好的协调和彼此衔接，而且似乎有点各自为政、朝着自己的方向航行的趋势（Muñoz Martín 2017），没有形成一种向心力来共同推动认知翻译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将认知翻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整合为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
总体来说，认知翻译学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新分支，旨在以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翻译生成、翻译接受、译者、翻译情景中的认知问题开展研究。认知翻译学主要有两个研究范式：基于计算认知观的计算翻译论和基于4EA认知观的认知翻译论。前者主要聚焦译者的脑内认知过程，后者关注译者大脑以外的身体经验、环境、情景、情感等在认知中的作用。两种范式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翻译过程研究、语言认知翻译研究和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另外一些已有一定发展、预期在未来将获得进一步拓展的领域主要有翻译接受的认知研究、译者的认知研究等。
图1所示的认知翻译学研究体系主要是根据现有研究状况和已经初现端倪的未来研究趋势所作的描绘。应该说部分研究领域之间很难截然分开，互有重复。比如，有很多学者持广义的翻译过程研究观，认为翻译过程研究还包含译者能力、译者能力培训等。另外，语言认知翻译研究有时也会用于翻译接受研究。同时，各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话题有很多，而且不断发展，图1只作了代表性列举。应该说这一描绘目前还只是探索性的初步构想，并不成熟，旨在引发学界对整合认知翻译学研究体系的兴趣和讨论，以此推动认知翻译学的系统发展。
6. 结语
21世纪是一个认知的时代，认知翻译学逐渐成为翻译研究体系中的一个“显学”，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出于对实证研究和翻译认知的兴趣不断加入认知翻译学研究阵营。不过，一门学科的有效发展不仅需要足够的参与者、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充分的研究热情，更需要在研究群体中形成朝向同一个方向的向心力。因此，尽快形成有关学科名称、理论主张和研究定位的共识，是当前认知翻译学界最为迫切的任务。
科技更新使人类沟通方式瞬息万变，翻译的形态和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有学者认为，“翻译”这一名称已不足以涵盖如今人类丰富的跨语言沟通方式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并由此提出协助多语沟通（multilingual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MMC）的概念（Halverson & Muñoz Martín 2020）。这里的“多语”既指不同语言，也指不同语言变体、不同模态和媒体形式，说明如今的时代已不再是仅仅靠人工翻译来实现跨语言沟通的时代了（肖开容 2018）。但是，不管翻译的形态如何变化，其核心还是人的作用，因此多语沟通始终涉及认知问题。要探索协助多语沟通中的认知问题，需要认知翻译学在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等方面进一步拓宽加深。认知翻译学作为翻译学的新分支，将在探究人类跨语言沟通中的认知问题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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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 | 李鑫
文案校对 | 杨淑艳
西大外院重大项目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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