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本书前言中，作者主要基于《红楼梦》翻译研究总结了四种做学问（研究）的模式：“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和“自己说”，这四种模式和文献阅读有什么关系？

这四种模式和文献阅读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对相关文献的了解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研究到底属于哪种模式，有没有研究价值与创新意义。文科的创新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别人的研究，或者说要以别人的研究作为参考，哪怕是“自己说”的模式，其实也未必完全是“自己说”，更多的是指在某个或者某些方面“自己说”而已。如果说“照着说”还是对别人研究相对无知的状态，或者说是对别人研究的简单模仿，因而研究意义不大的话，那么“接着说”就是对别人研究的接力，贵在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让自己看得更远，“对着说”就是和别人的研究唱反调，对批判的对话、对象要有彻底的了解，唯有知己知彼，才能知道“对着说”到底“对”在哪里，“自己说”就是在综观别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研究新在何处，价值何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研究如果不基于相关文献阅读的话，或者说对相关文献不知情的话，都是盲目的。

2. 有人说红学的水很深，一般人是不敢涉水的。其实《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水也比较深，在《红楼梦》翻译批评中，什么地方最容易撞船呢？也就是初学者（包括一些名家）最容易犯什么样的毛病？

《红楼梦》的版本很多，有脂本系统（如甲戌本、庚辰本、有正本等），有程本系统（程甲本、程乙本），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也很大，优劣不一。《红楼梦》的译者在翻译时可能采取不同的版本，很多还是依据某一重要底本，然后再多种版本相互参照、择优采用，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主要底本为有正本或庚辰本）、霍克思与闵福德的译本（主要底本为程乙本）等。初涉《红楼梦》翻译研究的人，往往没有版本意识，随手拿来一本《红楼梦》原文，然后对照杨译与霍译，很容易把由于版本差异导致的译文不同归到译者头上，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译者和读者都是不责任的，一些“资深”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也很容易“撞船”。虽然我们对《红楼梦》版本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但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翻译时，一定要有敏锐的底本意识，首先要知道译者采取的底本或主要底本是什么（学界都有所研究的，多看看），还要善于进行多版本相互参照，尤其是（不同）译文的文字差异较大时，尽量杜绝出现由版本差异引起的“误评”现象。

3. 如何才能有效推动《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

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以下几个方面不妨参考：1）精深化研究，尤其是诸多英语译本，语言、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皆可入手；2）多语种研究，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的《红楼梦》翻译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有待继续加强；3）团队化研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集体攻关，以唐均为代表的西南交通大学《红楼梦》翻译研究团队很有代表性，以后不妨加强校级甚至是国际方面的合作，如集体编撰《红楼梦翻译大辞典》等；4）持续化研究，这主要针对具体学者而言，要有勇气、有毅力一直研究下去，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不断地发现新问题。

4. 译文与原文的阐释空间相比，都会出现哪些变化？理想情况下原文和译文应该具有相似的阐释空间，但事实为什么往往不是如此呢？

和原文的阐释空间相比，译文的阐释空间往往会变小。当然，也会偶尔有变大的情况，但毕竟是罕见的。阐释空间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审美空间，审美具有文化属性，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审美观与审美方式。具体到翻译中，译文的阐释空间变小主要在于语言、文化和思维层面的差异，在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语境视野的不同。我们很难移植文字背后的文化信息，如果通过加注等方式移植过去了，那毕竟又变味了，阐释空间也就化隐为显，索然无趣了。我们经常说翻译普遍有“显化”趋势，这种显化理应涵盖审美层面，也就是译文相对原文阐释空间缩小的问题，这方面学界的探讨还相对薄弱。

5. 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诗体时所采取的押韵策略，你是如何评价的？他所采取的的“因韵设意”与“改情创韵”的策略与翻译忠实观矛盾吗？

我本人是很欣赏霍克思《红楼梦》诗体的押韵策略的，不过很多年前在南开大学分享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时，Louise von Flotow对其中的押韵表示惊讶与质疑，至少质疑我的评论，她说西方诗歌都是不押韵的，押韵早就过时了。到目前为止，我还坚持我的观点，翻译《红楼梦》这种古典作品时，押韵本身就是一种典雅的表现，尤其在原文也有押韵之时。霍克思的押韵鲜有“因韵害意”（本身就带有贬义）的情况，这种对原诗意义略有改变的现象不妨叫“因韵设意”，其他还有“据意寻韵”和“改情创韵”。  

至于“因韵设意”与“改情创韵”两种策略与翻译忠实观矛盾不矛盾，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忠实。我写了一篇文章（暂未发表），专门探讨忠实，摘要如下：翻译忠实观在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议，包括忠实的属性、忠实的对象、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忠实的适用范围等。围绕这些争议进行反思，主要观点如下：1）忠实的“应然”属性是第一位的，但要兼顾忠实的“实然”属性；2）忠实主要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意义是动态生成的，要“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3）忠实主要针对文本整体而言，整体的忠实并不排斥局部的叛逆；4）忠实度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如翻译体裁、翻译方向、翻译渠道、跨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等；5）翻译批评标准应该是多元互补的，不应局限在忠实上；6）作为翻译和翻译批评的标准，诚信的概念比忠实更具潜在的理论解释力。我觉得摘要中的第3点和霍译诗词最为相关，局部的叛逆（如语言层面）很有可能恰好就是为了整体的忠实（如艺术层面），我也经常引用下面一句话来说明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6. 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红楼梦》作为世界文学与其在国内的地位相符吗？有些戏拟的作品，如陈佩玲写的《红楼》对《红楼梦》（世界）经典的形成有何影响？

文学经典是在不断地被阅读、被阐释、被改编、被仿拟的过程中形成的，世界文学经典则必须通过译介与对外传播，在域外产生影响。《红楼梦》作为世界文学与其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相符，也就是说其被翻译的语种以及在域外产生的影响都相对有限。我本人认为《红楼梦》在域外所有改编、戏拟的作品（包括陈佩玲的小说《红楼》、旧金山歌剧《红楼梦》等）都有利于巩固并强化其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不管读者的评论如何。我认为对这些作品的评析不宜仅仅局限在对原文是否忠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