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帝王谷》撰稿手记/白玉奇

黄堡书院

2024-09-24

《东方帝王谷》撰稿手记

白玉奇

这部片子王春方是导演，我是策划、撰稿，大约是2012年王导带着一个北京团队拍的。是《东方帝王谷》最早的样片。

段清波是世纪初年的中日联合秦陵考古队队长，年轻、有思想、有学术才华。后来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忙了些。他是做考古的，所以关于秦陵的片子，我最依赖他，他出力比较多。这是因为其一，他不是把考古只当成一门技术的专家，他是能够把考古与历史结合起来，和文明走向结合的好学者；其二，他勇于推翻一些强加于历史的媚俗观念。因此我格外信任他，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那时候需要人手，就请他给我推荐一个历史或考古学研究生，他说你说的条件太高，我没有。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说他突然想到他的研究生杨帆就符合我的标准，毕业后一直留在学校帮他，他那天想了一圈，反倒把她给忘了。杨帆来到剧组后，果然不错。

那一段时间我对历史和考古想得多。我说既然考古是历史的极致，是为历史寻找证据，当然也为否定历史寻找证据。要垫着考古的石基才能建造起历史的大厦，那么考古的新成就就可能推翻旧大厦，昭示新的大厦蓝图。所以文物是历史的证据。但对于我这个讲故事的人来说，文物只是讲述的道具。由于证据的不充分，所以我认为搞历史研究，极需要踩着石头过河的宏观逻辑推理能力，也极需要想象力。当然作为叙述者亦如此。我的这些想法，段清波总是不说啥，几天后会给我说，你那天说的话我想了想，是有些道理的，但考古讲证据。一听就知道他不完全同意这种想法，只是暂时还没有反驳的铁证。

我和段清波、王春方、郭宇宽、杨帆等坐在“激鼓坪”山顶草上，俯视着秦陵，听他讲他对秦陵实际的考察情况。那完全是个当时的科技密集型项目，而非劳动力密集型项目。我们眼见的这个空间放72万人劳动，劳什么动啊？我们通过参与制作兵马俑的工作记时，算出整个兵马俑的工作量。也用不了太多的人，但需要的是熟练的技术工。墓室内的科技程度更高，更不是一般秦国人民群众所能玩得转的。再说土方量大，也没法让几十万拉开战线劳作啊。又不是“愚公移山”，不是“农业学大寨”，可以用农民工的人海战术。

我们做这个片子是主持人串场，郭宇宽是我在《开坛》时的主持人。文章写得好，有杰出的逻辑思辩能力和清晰的表达能力，对历史比较通达，王春方也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好像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完博，在清华读博士后，钻研经济学，我就请他来试一把。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对秦始皇的认识和我相当对路，电视说话经验丰富，又硬茬又把握尺寸，不作虚妄的判断，不说无证据的话，从没有说过廉价的媚俗话。小伙子的这一点德性深得我和王春方的尊重。郭宇宽对秦陵考古很有兴趣，经常和段清波在聊天，问了许多秦陵考古的具体问题。所以《东方帝王谷》这部片子，他可没少出力。我和王春方多次说到郭宇宽，说他的专业才能多，但更多的是他的情操，他的品质，他守得住的底线。这可能和他的知识分子家传，和这种身教、这种耳濡目染，甚至遗传基因不无关系。这可能是成为好人的方式之一。但我相信好人是生出来的，坏人能改造成好人吗？可信度不高。

我自己健康时想不起来关心别人的健康，对别人病痛的关心是从自己获病后才从心里有了的关怀。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我组织的一次会上，我让杨帆请他的。我说，好像长时间没见了，你脸色白白的。他轻描淡写地说，前一段做了一个手术，摘了一个肾。我当时还想，可能摘掉一个对肾功能影响不大。因为开会就没有深究，后来和杨帆说起来，杨帆说他的病还挺重的，但他不让告诉朋友们，人都忙。我当时还以为他已经抗过去这一关了，因为他比较乐观。最不可饶恕的是没去看望他。后来我病了，差点挂了。那时他在三院住院，我们的医院距离不远，他还给杨帆说他好点了，来看望我。有一次我瘸着腿柱着杖去三院有个事，我在医院里已找到了他住院的病区，想想自己的凄惨样子，犹豫再三，就又退却了。他就是那两天去天堂的。

愿这位生前搞过地狱考古的人，在天堂生活快乐。

2021年1月19日

分行文字：

苦行僧和欢喜佛

住在天国的两居室屋子里

相互抵毁相互妒嫉

相互艳羡又相互瞧不起

天堂的内室如此矛盾

只是被早霞晚霞遮蔽

…………

夏日的阳光

把风晒得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