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林红在铜川的恋爱真相

东风拂芳华 山城悟人生

秦陇华

—— 题记

1970年9月的一天，该厂风尘仆仆地来了一批从陕北延川县招来的新工。这些年轻人背着行李，拿着红皮语录本，一个个精神饱满地站在厂门前，端详着高大的厂房，倾听着机器的轰鸣声，兴奋地相互比划着手势。他们中大部分是延川县的老三届学生，其中也有少数北京知青。

这批新工中有一位女青年，身材不高，小圆脸，大眼睛，美丽干练，脸上洋溢着青春的阳光，显得特别引人瞩目。她叫林红，是北京知青，出生于印尼，父亲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任职，家住在外交学院，参加工作时未满十八岁。她写得一笔好字，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入厂劳动锻炼不满一个月，就被选为厂政治部播音员。

工厂犹如一座巨大的机械时钟，分针把一天工作安排的分秒不差，发条驱动着每个人如同齿轮般飞快地旋转。富有朝气和才气的林红并不觉得工作怎么辛苦，采、编、播一人完成，做得井井有条。她的红色上衣，灿烂的笑容，能歌善舞的才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在下班后，当她独自一人回到单身宿舍楼的住处时，就不由地双眼默默望着窗外，腮帮挂着泪珠，思念起远在北京的父母……她擦拭过泪水，扭头瞅着床上崭新的被子，又凝神思恋起在数百公里外延川县的王卫国。延川县是王卫国的故乡，也是她二人相识、相恋、相爱的地方。这床被子是王卫国用生活补贴扯了块红花布，拿来家里的棉花，赶在她临行之前缝成送给她的。

忽然，窗外刮起一阵金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引起秋蝉清脆的鸣叫声。回过神来的林红，挪动椅子，坐到桌前，提笔写信给王卫国，诉述在工厂的工作情况，倾诉相思之情，并把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全部寄给了他，让买香烟抽。

第二年春天，林红与王卫国作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在延川县百货公司一起抓“路线教育”。二人中，一个是多才多艺的青春少女，一个是才华出众的“革命”青年，两人相互共事，彼此爱慕，很快热恋起来。

曾几何时，在山峁及沟壑中的羊肠小道上，她与王卫国齐唱《三套车》《拖拉机手之歌》，清脆的歌声在清幽的山谷里回荡；下雪天他们沿着河岸散步，望着身后深深浅浅的脚印，谈论起人生道路。在书桌前他们翻读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拿起笔在煤油灯下为她作诗，并为她起了个笔名叫“缨依红”。

1970年4、5月，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东风厂在延川县招30余名青工，计划15个乡镇各挑选一人，剩余的指标在县城里选拔，林红得到了一个城里的招工指标。她下乡只有一年多时间，是较早离开延川的知青。消息传开后，有人戏谑地问王卫国，不担心她去了城里就离开了你？他自信地回答，我们的感情如同信天游唱的：“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对于这段往事，有的回忆文章写道，林红当工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王卫国就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她。这个说法很流传，被广泛引用，为今后两人的情断分手，铺垫或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但这个说法存在疑问，此时的王卫国是“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年轻气盛，心高气傲，他不会争取指标去工厂做工，离开熟悉的土地和事业的。再说，东风厂是生产军品的保密单位，由省国防部门确定招工计划，工厂派劳资人员对地方推荐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审和外调。招工名额未经组织允许，是不可能随意转交给他人的。但另一种说法较为可信，林红父母通过驻厂军代表的关系，为林红要了一个“戴帽”招工指标。在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男友的王卫国做了一些周旋协调的事情。有趣的是，林红与王卫国分手后，传言她嫁给了驻厂军代表，这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可能与当年林红招工所走的关系有关吧！？

无论什么样的说法，都印证了一个事实。王卫国深爱着林红，尽全力作了他所能做到的事情。远离家乡和亲人，羸弱无依靠的林红，也深爱着王卫国，两人的初恋是单纯、认真和相互信任的。

转眼间快过中秋节了。一天中午，响过清脆嘹亮“滴滴达达”下班军号声后，几个来自延川的新工在食堂吃过饭，出了厂门，结伴经过王家河上的桥梁要到公路对面的单身宿舍楼午休。这时，他们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穿戴整整齐齐，背着挎包，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卫国，你什么时候到的？吃饭了没？”一位新工向前拉着他的手，兴奋地问道。

王卫国答道：“我刚到，挎包里带着黄米馍馍，在车上饿了，就提前吃了。”

“走，到宿舍喝水拉话去”。大家簇拥着王卫国过了公路，上了单身楼。

在宿舍里，好久未见的同学，你一言，我一语，吃着王卫国拿来的家乡美食“干炉馍”，热闹地聊着家乡旧事和铜川新闻。可没人问王卫国，为什么独自来铜川？这又是为什么哪？

上学时，王卫国能写一手好文章，演讲口才好，是延川中学公认的才子。但他个性强，不服输，也爱面子，身上有一股子傲气。有一次，老师上课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随后挨个提问学生，怎么理解这句古语？王卫国回答，这句话只能说明古代的事情，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三人行，我必是师焉！”。他仰着脸，一本正经的回答，顿时老师一脸愕然，全班震惊。所以他不愿提及来铜川找林红，了解他脾气和性格的同学，也就没人愿捅破这张窗户纸了。

当时播音室没有自动语音播放系统，林红播放上下班号声时，用手动控制播放。全体职工听着号声上下班。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林红大部分白天时间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午饭后，林红不能回宿舍楼，而在播音室里休息。

下午快2点，广播里响起上班前的革命歌曲，干部职工从四处涌向厂门。同学们走进厂门后，王卫国挎着包，独自站在厂门前的桥头。从山谷里弯弯曲曲流出的一泓河水，碧波粼粼，两岸碧草青青，沿河柳条随风舞动。此时王卫国内心焦急，无心欣赏美景，目光急切地望着厂大门。有位同学把王卫国到来的事告诉了林红。一会儿，林红身影出现在厂门口。她隔着厂门，一眼瞅见他，踮起脚尖，挥了挥手，便扭身小跑到门警前说些什么。

厂门被打开了，林红穿着那件红色上衣，闪动着眼眸，笑盈盈地看着他。王卫国双眼迸发出光彩，充满了期待，喉头上下蠕动着，似乎有话在嘴边。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想一把紧握住她温暖的双手。

这时，身材小巧的林红一侧身，背着手，对门警说，“这是从延川来的干部，到厂里问一下有关工作的事。”

背枪的门警，严肃地对王卫国说：“同志，请出示一下介绍信。”

王卫国取下挎包，手忙脚乱地在里面翻找，拿出几个黄米馍馍，塞到裤兜里，再取出一个水壶，揣进上衣口袋，终于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介绍信，递给了门警。站在一侧的林红，看着王卫国慌乱地窘态，捂着嘴“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他俩离开厂大门，并排绕过花坛，走过两排办公室，来到了林红的播音室。一对青年人谈的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应该是幸福的、甜蜜的……下

午下班号声响过后，王卫国回到宿舍楼，与同学们拉了一宿话。第二天清晨与他们告别，离开铜川返回了延川。

1971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春节也比往年来的早。林红请了几天假，回北京过节，看望父母亲。探亲回来后，她总是心事重重，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她在铜川有一位知心朋友，名叫晓卿，也是北京知青，家在北影厂，招工到铜川王家河煤矿工作。她俩所在的单位在一条川道里，相距不远，每周末都聚在一起聊天。闺蜜在一起闲聊最多的是京城大街小巷、同学往事和校园趣事，说到开心处，都乐呵呵的笑个不停。但讲到在火车站与亲人的离别情景时，两人忍不住伤心哭了起来。此时，她们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家乡，与父母团聚，那里才是自己温暖的家。

1971年暮春却是一个柔美如花的季节。阳光明媚，芳草如茵，鸟鸣雀跃，王家河沿岸树木、花草的枝头发出嫩芽，灿烂的生命开始筹划着各自向上的枝蔓。

一天中午下班，几位延川籍的新工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完饭后要回宿舍。在公路边他们又遇见了王卫国。他精神状态不好，显得很疲惫，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衣服，脚上是一双很旧的解放鞋，浑身已没有学生时期的朝气和活力。

回到宿舍后，王卫国与同学聊了几句，便侧身躺在床上休息。

下午上班，他们进厂上班，王卫国又站在桥头厂门口。只是下午，他再没回到宿舍。后来，大家听说王卫国与林红分手了。

原来，从东风厂回到延川后不久，王卫国被通知接受审查，交待他当延川县“红卫兵”头头时所犯的问题。接着，他收到了一封林红的绝交信，这是她的一位同学代写的。他们的定亲纪念物——那一床棉被也退了回来。

对于仕途上遭遇的打击，王卫国事前是有心理预感，他坦然面对上级的训话和组织的调查。但从邮局寄来的绝交信和棉被，像两把无情的烈火，彻底燃烧掉了他心中所有希望。爱情的枯萎，感情的挫折，精神没有了依附和归宿，让骄傲的王卫国灰心丧气，五内俱焚，甚至有了想死的念头，这段时光是他最难熬的岁月。自此一对恋人分手，劳燕双飞，天各一方……

后来，在友人撮合下，王卫国开始与林达相恋。林达也是北京知青，与林红是同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发小，也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据说，林达曾来东风厂看望过林红。有人回忆：“她与林红躺在一张床上，同盖一床被子，她把自己与王卫国相爱的事告诉了林红，林红听后哭了，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落泪”。

隔了几年，林红到铜川矿务局医院治牙痛。在治疗过程中，她相识了在医院实习的一位年轻军医，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上世纪70年代末，林红调离东风厂，回到了北京，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

东风厂播音室西侧有一面山坡，叫“打籽坡”。这里坡陡土薄，又流失严重。农民曾经将这块处女地开垦种庄稼。可是辛苦一年，从这里收获来的粮食，比播种用去的种子还少。于是，农民放弃了这块土地，并送一外号叫“打籽坡”，以告戒后人，这里开荒种粮是白费气力。

或许林红与王卫国的爱情过程，如同在“打籽坡”上耕耘。两人精心播种，除草、浇灌、施肥，期盼着秋后有一个好的收成，可是现实中的变故把梦想击打得四分五裂，只留下落寞、愁苦和感伤。品尝到初恋甜蜜之后的苦涩，感受到顺畅命运受挫的煎熬。心理上的刺痛、苦难和折磨，让王卫国终身难忘，难以释怀。

后来，王卫国成了著名作家，笔名路遥。这一场困苦中情与爱的悲剧，让这位骄气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褪去感情的青涩，对理想和现实有了新的感悟，重新思考和设计起人生。他将这份真情存积在内心里，流漏在文字之中、书页之间，是《人生》的感情源泉。

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寻找幸福人生的真谛，当岁月年轮化为额头皱纹的时候，我们或许稍稍懂得人生涵义是什么——重新阅读《人生》，路遥笔下的人物，不仅有他和“二林”身影，似乎也写到了你、我的人生！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东风厂已是物是人非。但当年的播音室那一排灰砖红瓦的平房依然屹立在原址，外墙攀爬着一条条翠绿枝叶的地锦，柔暖阳光透过树木斑驳地洒在窗棂上，陈旧木门上贴着发黄的封条，周围唯有几声蛐蛐的鸣叫声，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而又祥和。环顾四周，脑海里浮现出林红和王卫国结伴而行的身影，仔细聆听，似乎听到了黄亚萍痛苦选择的抽泣声、高加林扑倒在黄土地的悲痛声、刘巧珍出嫁的唢呐声……

1985年8月，路遥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从西安来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体验生活，搜集和积累矿山的素材。当年秋天他入住陈家山煤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并于岁末写完了作品的第一部。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时至今日，人们谈起这部巨著，就会想起他在铜川的足迹，最早留在王家河川道中的东风厂里……

来源：黄堡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