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 | “文化的摆渡人”：资深图书翻译践行者梁本彬老师专访（下）

问题四：梁老师您能否简单谈谈AI技术如何赋能图书翻译项目管理？

我与徐彬老师发表在《外国语文》2021年上的论文《AI时代图书翻译出版的技术应用现状及展望》，对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探讨。目前来看，很多MTI院校师生都在用翻译技术辅助图书翻译项目管理，具体内容包括进度管理、术语管理、语言资产管理、译审流程管理、自动质检、翻译协作管理等，目的在于通过智能化的翻译技术，对图书翻译作为完整的项目进行各环节的管理。这方面很多MTI教师都有来自实践项目的真实体会。

然而，目前图书出版行业对翻译管理技术的关注不够，应用案例也屈指可数。借助云彬翻译社区构建的与出版社编辑的沟通机制，我对国内数十家出版社的几十位编辑进行过或长或短的采访，发现出版社极少像其他语言服务企业那样，对翻译图书项目实施以技术为载体的全流程管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在图书翻译项目监管中，存在明显的译文生产阶段与译文审校阶段脱节的现象。

现在不少图书出版中的问题，大致都可以归结为缺乏基于AI技术实施图书翻译出版全流程管理造成的。如很多出版社数十年专注于特定题材的图书翻译出版，但是由于翻译过程一直是按数字化时代之前的模式操作，至今没有形成可供译者使用的术语资源和双语语料资源。有文献资料显示，在传统的审稿模式之下，一个成熟的编辑一年能完成的翻译图书审稿量也就在4本上下，面对每年数百万册的图书引进翻译项目，图书翻译的出版速度和质量之间就形成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语言服务企业在快速处理大型翻译项目方面的经验和模式，是值得出版行业借鉴的。

可喜的是，最近GPT火出圈之后，个别出版社已经快速完成观念转变，不再拒绝图书翻译过程中使用机器翻译等，而是积极策划组建新的部门，充分融合AI技术实施图书翻译管理，并且招募熟练运用翻译技术翻译图书的项目团队。

出版行业有其自身特性，要完全将AI技术融入图书翻译的生产管理流程之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AI技术深度融入图书翻译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和过程管理，我国的图书翻译出版质量和效率必将得到有效提升，无论是对于译者，还是读者，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决策者和实施者，都是利好的消息。

问题五： 在机器翻译技术+AI技术的双重冲击下，您如何看待图书翻译的市场前景？

根据翻译的内容和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重复性的翻译，也就是当前翻译的内容要与此前翻译的内容一致，如术语、固定表达、译文引用等；二是创造性的翻译，也就是说原文的内容是全新的，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术语，都不曾有过，因此也没有可资借用的参考译文；语言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和丰富自我的，只要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停歇，语言就会不断有新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出现，创造性的翻译就会一直有需求；三是介于重复性和创造性之间的翻译，任何语言的更新换代，必定是基于现有内容而逐渐更新的，因此语言中必定有重复性的内容，也有创新的内容，这也是翻译中的常态，在重复此前译文的基础上，又要有创新的译文出现。

图书是对社会生产生活的真实记录，内容既有对之前的重复，也有根植于当下的创新。无论是机器翻译，还是基于语料而形成翻译记忆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其核心都是对现有语言数据的学习和模仿，在理论上永远比语言更新的节奏要慢半拍，面对创新性的语言表达形式，合格的人工译者永远具有用武之地。毫无疑问，AI技术会提高图书翻译的效率，对于那些需要重复的内容，也能更好地保证质量，这方面人工译者必须得承认AI技术的优势。而且可以肯定是，面对AI技术的巨大潜力，出版社对图书翻译译者的要求会更高，出版社要求译者做的，已经不再是达到机器翻译水平就行，而是要对机器翻译译文实施编审。

以后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出版社编辑自己用机器翻译，然后对译文进行深度译后编审，直接达到出版要求。因此未来的图书译者应该是具备了一定的出版编辑视野和能力的高水平译者，具备根据出版政策、市场预期、读者期待而进行译文“改写”的能力，而不再是简单的原文翻译能力。价值判断和决策，都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基石，无论AI技术多么强大，它们都不可能剥夺人类的决策权。就图书翻译领域而言，要在AI技术面前立于不败之地，译者需要具备根据机器翻译译文、政策、市场、出版方、读者而做出价值判断并拿出具体决策结果的能力。

问题三：引用文汇网新闻稿“近几年外国公版书重复出版达到高峰，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存在良莠不齐、低水平“炒冷饭”等现象，有的版本随意‘抓取’几个已面世的中译本，复制拼贴、改头换面，手法粗糙，书中不乏谬误。”请问梁老师，作为图书译者，该如何坚持行业自律，提高图书翻译质量，做好“文化的摆渡人”？

对于公版书翻译，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翻译作品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它和原作不同。原作出版后，如果作者不做修订，那么原作就成了定本，若干年之后依然有存在价值，如世界各国的古代典籍等。虽然《论语》《史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更新，但是依然是经典，读者群体还是非常庞大。但是翻译作品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待遇。严复的《天演论》虽然堪称晚清时期的潮品，但是到了今天，已经很少有读者问津，因为《天演论》的桐城派风格的语言已经与现在的读者有了隔阂，阅读负担沉重，最后就成了学者圈里的小众读物。因此有学者指出，外文经典的译文要不断现代化，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鲜活的语言，更准确地传递经典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读者。公版书不断有新的译本面市，从理论上看是好事，给了读者更多选择的空间，质量低下的译本自然会被淘汰。

市面上的图书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翻译出版的公版书也不例外。图书的商品属性必然会让一些缺乏职业操守的出版社和译者走捷径，赚快钱，东拼西凑出所谓的最新译本。我对公版书的经典译本始终持敬畏态度，虽然任何译本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我还是不会贸然接受公版图书的翻译任务，除非我自信对该作品有深入的研究，译文质量能超过现有译本，或者这本书虽然已经成为了公版书，但是还没有中文译本，值得动笔翻译。我自己也翻译过两部公版书，一套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撰写的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也就是后来以四个版本同时出版的《尼赫鲁世界史》《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这套英文世界史首次出版于1934年，是当时少有的从第三世界视角写成的世界史，早已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读物。遗憾的是，该书问世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一直没有中文全译本。2015年我接受中信出版社邀请，和几位同事一起，用时半年，完成了这本皇皇巨著，译文字数为100万字。为了翻译这本书，我们查阅并引用了几十本典籍资料，添加了数百条译者注。销售数据也较为喜人，几个版本的豆瓣评分都在8分以上，也算是对得起读者。前几年我在重庆图书馆儿童读物区，悲喜交加地看到，单行本的《尼赫鲁世界史》已经被翻阅得不成样子了，黑乎乎地蜷缩在书架上，夹在一众亮闪闪的新书中间，煞是扎眼。2018年，我和同事一起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了另一套公版书The Story of Upotias，也就是后来出版的《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这本书是研究乌托邦作品的经典读物，虽然是公版书，但是国内没有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书中提到的乌托邦作品，全书译文版面字数22万字，添加显性译者注319条，隐性译者注不计其数，因为书中内容确实古拗，参考文献繁多，唯有小心谨慎，才能对得起读者，才能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翻译教师而言，署名译著的功效不言而喻。能评职称、能帮助项目结题、能指导学生实践、增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是署名译著呈现出来的功利性价值。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翻译出版的图书属于公共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属性，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译者不管如何看待图书翻译的实用价值，一定不要矮化、弱化图书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价值。翻译教师作为未来译者的引路人，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学生，都是被赋予了信任和荣誉的。这是译者自律的依据，也是不断提升译者职业操守的必然选择。

总体而言，翻译教师都是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和羽毛的，对待翻译的态度也堪称楷模，翻译能力也得到出版社认可。云彬翻译社区近些年组织数百位翻译教师，为国内20多家出版机构翻译完成图书500多本，涉及10余个语种，这些累累硕果就是我国高校翻译教师翻译能力和职业操守的极好体现。正因如此，我才尽可能在我们翻译的每一本书上都附上译者简介以及我的个人微信号，一来是持开放的态度，接受读者朋友的批评和反馈；二来也是为了自律和他律。要当好“文化的摆渡人”，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读者的期许，才能经受市场的考验，才能对得起学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