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来说，做母亲是一种“惩罚”吗？

(本文访谈内容来自笔者参与过的一项调查研究，已经过访谈对象同意用于本文。)

 “当妈妈是一项24小时在岗的工作”

再生产（reproduction），指“不断重复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为了维持和扩大物质生产所必要进行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包括现有劳动力在劳动之后恢复体力和精神所必须的过程，也包括生产新的劳动力（即生育）这项艰巨的工程在内。为什么说“生育”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呢？因为“生育”不仅仅意味着“生孩子”这个动作，还意味着对于新生命的悉心呵护、照料和培养教育。

这些工作琐碎、繁杂、精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母乳喂养为例，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尚未完善，需要“少食多餐”的喂养模式。为了适应这种需求，母亲们只好放弃自己完整的睡眠。

这只是养育婴幼儿的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切片；脆弱的新生命需要时刻监护和照料，这些工作将个人完整的时间切割得支离破碎。两小时一次的哺乳、全家人的一日三餐、被孩子弄乱的衣柜和玩具......

“给小孩当妈妈是一项24小时在岗的工作”，访谈对象小萌提及她全职在家养育儿女五年来的经历，苦笑道，“而且还没有工资。”

学者Sharon Hays提出“密集母职”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母亲们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和劳动来集中抚养孩子。

于是，一些母亲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学业、事业、兴趣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养育儿女的工作当中。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全职妈妈”。根据某知名母婴社区平台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达到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已达到82%，且主要集中在三线城市及乡镇、农村地区。

如果把做妈妈理解为一项工作，这件事就变得容易理解起来：

在互联网大厂“996”工作的年轻人，尚且已经无力完成家务劳动、发展个人爱好；7*24在岗的母亲们，她们怎么指望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工作、学习和娱乐呢？

为养育和照料所付出的高强度的劳动，长久地成为她们的负担。

逃不过的“母职惩罚”

全职在家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她们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失去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

细碎磨人的家务劳动是被忽略的角落。不做家务的人想当然地觉得，这一切都是重复性的简单工作，无需努力也能完成。事实上承担着这些劳动的她们，辛苦和无奈都不被理解。这些劳动没有被算进“家庭贡献”当中，因此，没有收入的全职妈妈在家庭中失去了话语权。

为了专心照顾孩子，小萌在2015年辞去了工作。从此，家庭开支就成了她和丈夫之间争执最多的问题。

“可是他给的这点儿钱养着整个家，你以为你是养了一个人吗？你当了全职妈妈，没有收入。你所做的一切别人都看不到，只看到你在不停地花钱。当你给自己买个什么的时候，别人总会说：‘瞎买！’我愿意我高兴，我想怎样就怎样，按理说没错吧？但是你现在伸手在问别人要钱，所以你都没有底气说这样的话。你只能说，下次不买了呗。你想，你出去给别人当保姆，一个月还挣8000块钱，你伺候这么一大家子，你就没劳动吗？”她想了想补上一句，“而且你要谁给你24小时待岗啊，对不对？”

“母职惩罚”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女性因角色身份的转变，在成为母亲之后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全职妈妈们在家庭中遇到的这种“惩罚”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带来话语权的剥夺，无偿承担的家务劳动使她们处于“过劳”状态，孩子需要陪伴、丈夫需要照料，她们默默地付出情绪价值......

那么，职场妈妈们的状况有好一点吗？也未必。

例如“母职工资惩罚”：贾男和董晓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指出，女性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工资率下降20%左右，且非正规就业女性生育当年对工资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8%；於嘉和谢宇指出，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工资率下降约7%，且下降幅度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增多而变大；而张川川的研究表明上述效应高达76%。

山东电视台主持人闫立飞写的儿歌《妈妈别上班》曾经引起热议：“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儿。”这表明，将女性——特别是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视作“二等劳动力”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受到的各种偏见和不公正对待也明显地与生育有关联：例如，应届毕业生们找工作的时候，女生总是会被HR明晃晃地或者暗戳戳地问到“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男生则大多没有这种苦恼。而想要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则更加难以克服。

甚至还有人发现，当女性在工作场所谈论自己的孩子时，她们往往被认为会分心；男性谈论孩子时，则会被视为有爱心的父亲。

“女性在经济上成为显著的弱势群体，是因为她承担了三重负担——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女性期待的事业家庭双丰收，最后不仅没有成为自我价值的双重实现，反而成为了双重负担。”

困境还远不止于经济。举个例子，想要坚持母乳喂养的职场妈妈们需要随身携带沉重的吸奶器具和干冰箱等器物奔波通勤；必须在工作的间隙找到合适的场所完成吸奶、保鲜的工作（由于母婴室的缺乏，很多妈妈不得不在洗手间或者办公室完成这项工作），一次持续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影响工作效率时可能被迫加班，还很容易被误解为上班摸鱼；完成工作回家后，还需要给孩子哺乳，保存当天收集到的母乳，给当天所用的器具消毒......结束这一切，身心俱疲。

孩子的健康、教育、情感发展......桩桩件件，劳力劳心。

“惩罚”这样一个轻飘飘的词，沉重地压在每一位母亲的肩上。

缓和困境，我们能做什么

界面新闻在一篇关于作为母亲的女性的文章中提到上野千鹤子的观点：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爱’就是让女性调动自己的能量，把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母性’，就是让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把孩子的成长看作是自己幸福的机制。比起分担育儿责任、改善母亲的生活环境，言语上的几句夸奖成本多么低廉。”

正如早期研究者米歇尔·巴迪格（Michelle Budig）和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提出的那样，抚育孩子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任何一个从中获益的人，包括雇主、邻居、配偶、朋友都应该为此付出。但目前来看不是这样的，除了那些辛苦操劳并因此而受到“母职惩罚”的母亲（以及部分父亲）之外，社会中其他从生育这件事上获益的个体或者单位，都成了“搭便车者”。

目前，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生育”这件事开始变得谨慎。针对这种现象，社会各界已经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以供参考，有一些尚在讨论，有一些已经作为提案呈交人大审阅。这些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为员工提供灵活和有弹性的工作制；父亲和母亲享受平等的生产和育儿假期；减少两性的薪酬差距；将女性在家无偿承担的家务劳动转移为社会化的、有酬的服务等。

但是，即使这些方案已经获得了一致认可，或者甚至写入了法律规章，在落实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消除“母职惩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位新手妈妈，你是选择辞掉月薪一万的工作在家带孩子，还是每个月花一万元去雇一位高质量的育儿嫂？

这个场景，留给大家思考。

参考文献：

（1）Secombe, Wally.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1974,83( 1)

（2）光明卫生. 《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权威发布[EB/OL]. 

（3）Jia，Nan and Xiao-Yuan Dong.2013.“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Urban China:Investigation Using Panel Data.”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7(4):819-843.

（4）於嘉，谢宇.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4，38(01):18-29. 

（5）张川川.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05).

（6）《未完成的事业：女性、男性、工作、家庭》

（7）刘天红. “母职惩罚”：透视职场妈妈的困境. 中国妇女报[J]. 2020-09.

（8）界面新闻. 不愿做母亲的理由[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