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教授在第五版《网传》里为这个知识点重新写了一个新章节(只能说必考)
◼️ 正是因为“太阳底下从没有新鲜事”,就算是一个看起来「全新」的知识点,其实也不过是一切曾经发生与即将发生的验证罢了,在开始讲解之前,或许能容我引经据典一番,谈谈这并不新鲜的故事:
◼️ 1448年,德国匠人古登堡发明了他独特的印刷术,包括印刷机、油墨、金属活字等在内的一整套印刷术,同时建立了西方的第一个印刷所,印刷出了第一本「古登堡圣经」。至此之后,文化的远距离传播便成为了可能,后人去追溯历史之时无不感叹不久之后发生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印刷术」,是印刷术让宗教走下神坛,让民主的观点深入人心,也是印刷术让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能漂洋过海,在全球范围内埋下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种子。
◼️ 1688年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议会和人民的权利。以此催生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随时带来了市场扩张的可能性——于是1765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的投入使用,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而在蒸汽机、搭载了蒸汽机的火车、轮船与印刷机的推动下,世界开始逐步连成一个整体,比大航海时代更迅速的资本扩张与侵略拉开了全球化的第一步,人类进入了历史中的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民主在全球开始逐步权力、资本扩张打开了更多的市场、西方文化随着机器印刷开始向世界传播。
◼️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870年以后,由此产生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领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掌握了更先进技术的资本集团为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兼并,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世界殖民政治体系开始确立,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也随之建立。同第一次如此的相象,人类历史毫无疑问的进入了第二次大变革时期。
◼️ 21世纪初,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都在论证,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漫长的和平”,这样漫长的和平,也的确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黄金年代: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网络技术裹挟着网站、网页社交论坛、移动社交媒体一个又一个的闯入了人们的生活,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创造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沉浸式、5G、区块链、脑机接口、元宇宙技术——人类随之进入了“互联网”乃至“虚实交融的元宇宙时代”,以技术为驱动的资本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获得持续影响力,技术驱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也创造了建立在虚拟空间之上的新生态。
◼️ 同过去两次如此相像,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 而新技术以其摧枯拉朽的创造力,在连续不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之中,不断致使人类社会迈入全新的阶段——人类社会从古代买入近代,又从近代迈入现代的一次又一次转折中,技术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也是蒸汽机、电气与互联网技术的创造性,带来了人类社会无限的发展与无限的可能性。
◼️ 阅读历史之时我们常常想象工业革命与世界发展之盛况,殊不知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恰恰身处其中,见证并感受着又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
🦾
09/16/Sat.
“
技术可供性。
”
@TuTouSuo™️
2017年,潘忠党将“可供性”概念首次引入中国传播学界。潘忠党将当下新媒体的可供性分为三部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各类媒介平台或应用形式都能够根据这三种可供性的维度加以区分。同时将此作为评估“新媒体”之“新”的程度,即“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潘忠党对媒介可供性的划分成为我国传播学者进行可供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
而彭兰教授沿着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基石,以及潘忠党教授对「技术可供性」的定义,重新书写了《网络传播概论》的第二章,沿着第一章「技术的历史发展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直接提出了「技术可供性」的概念,认为第一章中所谈及的历史发展与变革的根本动力,实则就是技术所提供与所创造的,是技术的功能性和可供性共同决定的。
于是「技术可供性」这个词,也就成为了《网络传播概论》(第五版),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正是因为技术具有可供性(可能性),所以才能创造出今天复杂的、多变的、无限可能的、不断发展的互联网社会。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网络交友、在线教育、电子支付、微博围观、直播购物、王者峡谷散步、微博伸冤——这一切,都是技术的可供性所创造出的,网络社会的可能性。
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既涉及专业媒体,也涉及用户或非媒体机构等不同 类型的使用者。可供性的变化,不仅对公共内容生产与传播产生影响,也对公共内容消费、媒介使用等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导致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即传播的融合化。可供性的研究,也需要基于多主体、多层面、融合性的视角。
◼️ 分权一再集权一权力中心更迭:权力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数字技术带来的权力的可转移和可流动):
当一个平台形成中心地位时,由于马太效应,其他同类型应用对它形成挑战越来越难,中心性平台会越来越强势。但当技术应用走到新的阶段时,这种权力格局会被打破,新的技术会带来新一代的平台,用户也会随之向这些新的平台迁移,新平台可以较快地瓦解旧一代平台的中心地位。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迭,也意味着传播权力中心有较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本质上,也是技术的可供性所创造的可能性,是现代流动性在平台结构上的体现。
◼️ 重构、新生产与冲突:空间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网络与虚拟空间的多元化与多功能):
传统媒体的生产机制、传播渠道与模式,也建构了相应的信息消费与生产空间,而新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空间的重构:
(1)信息消费空间的重构,共享性空间瓦解私人化空间——这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前台与后台的交融,个体不断地暴露在前台之后,而后台的私人空间逐步被技术渗透、瓦解。
(2)信息生产空间的重构:信息生产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媒体内部空间,而是不断向外部延展。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在新闻发生的现场,或者在其他各种空间,参与公共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空间的开放也是权力分化的具体体现;
(3)多重数字空间的生产:网络在挑战传统的信息消费与生产空间概念的同时,也构建了全新的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一开始被认为是纯粹虚拟的,但技术的发展,使得现实线索不断进入数字空间,数字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多重映射,未来还将出现现实与虚拟交融的全新数字空间;多层面的数字空间本身也是媒介空间,直接影响着各种传播活动——包括现实与虚拟关系交织的数字化社交空间、作为“拟态”地理空间的数字空间、虚实空间相融的数字空间。
卡斯特所言的「流动的空间」,恰恰是技术的可供所塑造的空间的变动。
◼️ 私人化、分化、交叠:时间维度可供性的变化及其影响(媒介时间的可掌控):
在媒介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会感知到两种时间: 一种是在现实里的时间,或者说自然时间,这种时间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行进,人们无法对其进行任何控制;另一种是媒介空间在进行内容呈现时所建构的时间,即基于媒介内容而形成的时间轴,这种人为安排的时间虽然与现实时间有着关联,但未必是同步或同构的。
媒体建构的时间轴上的内容也是公共性的,媒体时间也成为一种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公共资源。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使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账号里建立起私人化的时间轴,这也是一种媒介化的时间,人们既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轴上转发公共信息,也可以记录自己的活动与状态。这种私人化的时间轴,也是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交织、现实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混融的时间轨迹。
这既是卡斯特言明的网络社会的无时间之时间,也是技术的可供所带来的时间的个体化与多元化。
◼️ 设备、数据、内容:资源维度可供性的变化及其影响(资源的可利用):
无论是对于专业的内容生产机构,还是对于普通个体,网络时代都带来了内容生产方面的 资源可供性的扩展,其中数据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甚至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源被媒体认识与利用——当数据成为了资源,技术就成为了提供资源、促进交换的重要中介,技术的可供也同时带来了信息资源的价值化。
而对个人来说,当自身数据变成一种资源时,这些资源也会被平台等机构占有或掠夺,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风险也在加大。
◼️ 从连接到连通/断连:关系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关系的多变与连接):
网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关系的连接,新媒体技术提供了多种方向的连接可供性。这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内容与内容之间、人与内容之间、人与服务之间等其他关系。对网络中的各类关系来说,在连接前提下,是走向连通,还是走向断连,都取决于很多因素。连通未必总是好事,断连也未必都是坏的。如何更好地判断不同情境下连通或断连的价值,让谁掌握连通或断连的控制权,都是在连接这样一个新可供性下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也是技术可供性所带来的无限可能中,人们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 文本一多媒体一沉浸式体验:体验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体验的多元):
传播的体验不仅影响到人们与信息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模式与思维能力。网络时代也产生了数字化的多媒体艺术,它们带来了不同于文字、传统图片或影像的新叙 事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数字化的前提下,各种艺术元素的拆解、拼贴、重构变得轻而易举,数字技术也可以制造大量超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效果。更重要的是,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本身的逻辑也可以成为创作的逻辑,计算机语言的元素性带来了艺术的革命性,用户也由此产生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总结】当前对技术可供性的探讨实则是人文学科,包括传播与新闻学科范式革新的征兆。对于新媒体可供性在传播领域的体现及影响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新技术带来的可供性变化,既体现为人的机会与能力的增加,也体现为相应模式、思维、行为等的变化。人对新机会的理解与利用能力、思维与行为调适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中的位置,无论是对于机构还是对于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当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深刻改变了传播实践时,传播学科也面临着一次再出发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