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一个显然的问题：性解放属于60年代还是90年代？答案是前者，行文过程将为此而辩护。历史是封闭的，然而叙事是开放的，作者将澄清“过来人”观念中对90年代的许多误解，并具体地提出反驳以证明需要辩护的内容。90年代个体并不能知晓在父辈们与性解放历史保持距离时隐蔽的言论僵局，本文提出四个总体论点：(1)、(4)旨在论证这种僵局的历史来源，(2)、(3)旨在反驳它通过媒介景观保留下来的谎言形式。

过去暗含着对未来的解释（理论种类），这初看起来不可思议。通常的观点认为60年代的个人保守无知，是教条主义者，这个常识性论点将通过下列总体观点加以反驳：(1) 60年代没有教条主义者，他们和今天在新媒体观念重塑下的那些形象截然相反；(2) 新媒体认为，性解放深入到90年代个体的那些行为模式当中，相比这些个体，60年代仿佛充满针对性欲的压抑和管制工具，我们得知关于60年代性解放的种种模糊的叙事，90年代个体只是60年代真实性解放的“叙事版本”；(3) 媒体是保守的宣传工具，关于60年代，我们只有倒叙产生的，由媒介景观来负责的视角。(4) 90年代更接近教条主义。

关于(1)，只要观察历史就很难提出反驳，勉强的反论是：60年代物质匮乏、交往也没有今天那么发达，也许大多数人到临死前也因距离遥远而无法见面。这一反论由于各种理由站不住脚：性解放是从小团体开始发展，60年代有着远远比今天更大的小团体基础。比如，法国在天主教保守派的传统影响下曾发展出规模十分可观的派系和团体，60年代曾爆发过“红色五月”【1】这一具有性解放色彩的民主运动，它实际上也进一步地撕裂了天主教派，促成与群众的进一步融合。另一理由是：今天的交往方式只是在以抽象和“身心”模式下变得更具智能化，在观念理论而非实际中更加“民主”，“身心”的交往——以情感为主导——极易取代60年代（乃至过去所有世纪）以肉欲为基础的交往，后者更多地成为90年代对于“禁闭”，保守十分模糊的隐喻体验。

再让我们说说(4)，对(4)的反论是：教条主义被认为有着年代的普遍性，90年代在通常观念里是去普遍主义的，所以“理应”离教条主义最远，可是不妨思考一下以年代缩写的话语形式划分个体——60s,90s——的方法从何而来，答案是：来源于“军方”，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些宗派色彩的比方，在去普遍主义，看似多元的社会实际中，实用和数字化的战略—符号式语言被无意识地看作是炫示身份政治中的“民主”共识。这同时意味着，90年代民主与60年代民主也是截然相反的，今天的民主更多地需要去保护而非滥用自己的身份，而60年代人们则需要隐藏在身份的面具下，使民主成为一种“联合主张”【2】。60年代的滥交是滥用身份最具个人和历史色彩的发明之一，那时的个体恰好处于发明者的地位上。

那么为什么60年代的人在今天要竭力与性解放观念保持一种犬儒主义的距离呢？持(1)、(4)反对论点的人往往会在形式上支持犬儒主义，而对其内容毫不关心，假如说这是出于在道德上占有权威的考虑，那么必须要以说谎来否认自身如何从事过更多性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或者，再把此逻辑推向极端，我们是不是能说“性解放”本身也是一种发自道德观名义下的教条主义信念？相比之下，60年代主张的民主意识到今天不是也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4)因而是对的，90年代确实在教条主义的口吻下来思考并实践60年代的民主信条：公民权、自由权、普选权······60年代的个体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乏味的，快要死于其在性实践下面的形式主张：他们无意向90年代的“新生儿”们说谎，谎言，只是他们将性实践视为（日常生活中）平庸琐碎之事的再现。

(2)、(3)的反对论点都相信，媒体作为中立的角色并不说谎，假如他们与60年代的“父辈们”有着理论上的合流，那么原因往往包括在以下的几方面。第一，媒体的真相遭到禁止，他们知道所谓的“极端个例”却难以说明；第二，媒体需要迎合那些认为自己揭穿了谎言的观众们，并假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做到了；第三，媒体知道全部真相，可媒介的传播形式使之不得不说谎，因为媒介景观纯属娱乐，过于接近真相就会失去其性质。这三条从客观上支持了(2)、(3)的成立，反驳了(2)、(3)的反论相信媒体言论的直觉：媒体不会说谎。

具体而言，反对(2)、(3)的论点主要可能由于不支持其陈述的模糊性，这陈述的开头是：新媒体认为······好像在形式上就已经变得虚假了，问题在于如何支持“虚假的形式”。现在来探究考察媒体掩饰真相的原因：第一条将性解放观念特殊化了，即媒体“必然得知”······确切的意思是说媒体的出现只是隐藏在类似记录片的偶然形式下，顺便记录了一些偶然事件：不连贯的前因后果、首位断裂的陈述方式。可是，在90年代接收到的不是那种纪录式的说辞，而是一套需要观众相信性欲获得自由的连贯叙事，一种虚构和事件相交替的媒介语言；在第二条原因上，观众“必然得知······这个视角将性解放个体化并认为部分知情者和媒介景观共同组成了媒体：我们想象是观众在说，媒体进行记录，整个言论场则形同虚设；第三条更加清楚媒体掩饰真相，在娱乐的氛围里生产出性解放叙事的具体普遍性。媒体从来不是中立的。

根据(2)、(3)，性解放只能是以知晓的形式回溯产生的叙事，只有在媒体变成言论工具的90年代中，这一叙事才会向个体开放。根据(1)、(4)性解放的开放与媒介景观形式上的开放既是，又不是同一件事，这决定了真实和虚假——以形式为满足——的性欲，即60年代个体与90年代个体间的关键差别。

媒体产生的只是替代满足，在这一点上，(2)、(3)论点居中表明它们并不涉及历史性之争，而只是大众形成观点分歧的历史版本。可能的反驳将从(2)、(3)出发，旨在挖掘媒体是否存在同叙事功能不同，乃至分离的本质性。假如陈述60年代性解放历史的过去不是为了让90年代的“新生儿”更加保守地看待这种叙事方式，那么媒体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本文为分析之境投稿文章，鸣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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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们一样思考——你不可不知的十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