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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辛斌：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认知话语分析

辛斌语言服务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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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van Dijk和Wodak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者开始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并非直接相关联，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人脑。因此他们认为，语篇分析应特别突出知识、情感和记忆等因素构成的认知状态在社会结构、个人行为以及话语之间的“媒介”作用。本文通过阐述van Dijk和Wodak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表征、心智模型和语境心智模型，对这种“认知媒介”的定义与运作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话语既表征心智，又通过心智表征社会，因此话语分析不仅需要社会视角，也需要认知视角，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认知媒介；心智表征；运作模式

1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先后呈现出三种倾向。以Fowler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CL）基本沿袭了语言学和文体学分析的传统，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特别重视对语篇中语言成分的分析描写。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虽然依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但它更多地吸收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主张跨学科、多视角的话语研究，特别重视对语篇互文性的分析。几乎与此同时，以van Dijk和Wodak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批评话语分析者认识到语言与社会之间并非直接发生联系，其中间环节是人的大脑。因此，他们强调由知识、情感和记忆等因素构成的认知状态在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及话语之间的中介作用。当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这种中介指的是什么？Wodak（2006）把这一问题叫做“中介问题”（mediation problem）。本文将就他们关于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认知话语分析的一些争议作一简单探讨。

2社会表征：认知的社会性

以van Dijk为代表的认知话语分析对“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在语言/语篇与社会结构之间所起的关键作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想把话语与社会并进而把话语与控制和不平等的再生产相联系，我们需要详细探究社会行为者大脑中的社会表征所起的作用……对这种社会认知的忽视一直是批评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缺陷之一。”（2001：301）van Dijk认为话语中带有偏见的关于他者的表述所依赖的正是社会表征。“社会表征”这个概念是由Moscovici（1981）提出的，指来自于日常生活并为言语交际所维持的观念、意见、态度、评价、意象和阐释等一系列的思维产物，它们储存着一个社会群体关于具体事物的信念和知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社会表征具有三个主要特点：1）规定性：社会表征包含特定社会中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常规惯例，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2）历史性：社会表征储存着先前由社会所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3）动态性：一个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会导致这个社会的社会表征发生变化。van Dijk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待社会表征，认为有三种社会表征直接与话语的理解相关，即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他（2003a：89）重新定义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这一概念，将其视为“社会行为者在社会语境中习得、使用或改变的心智结构和运算系统，这一系统为社会群体、组织和文化中所有成员共享”。van Dijk认为，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研究强调知识的个人性质，忽视知识在获得、使用和变化中的社会性质，而Moscovici 的社会表征概念则突出知识的社会性和共享性，弱化社会认知的个体性。van Dijk（2001：98）重新定义的社会认知概念综合了两方面的思想，强调知识既有个体认知的一面又有社会共享的一面：“这里的‘认知’既包括社会认知又包括个人认知，即包括评价和情感又包括信念和目标，以及话语和交际所涉及的任何其他的心智和记忆结构、表征或过程。”与社会心理学一样，认知语言学也强调个体认知的重要性而忽视其社会性。例如，“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往往从个体及其心理过程看待认知，基本延续了古典认知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但是，Sinha（2005）对儿童语言游戏的分析表明了认知的合作性和其物质文化基础。SinhA和Jensen（2000）指出，认知语言学中“体验”（embodiment）这个核心概念不应仅仅着眼于人类的肉体或大脑，还要考虑认知和文化图式在物质文化中的实现或体验方式以及物质文化本身是如何內嵌于常规得体的行为和交往结构中的。从这个视角看，心理过程是由体现和表征它们的客体支撑的。认知超越个人，体验超越肉身。van Dijk（2001）提出“社会—认知话语分析”（socio-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认为在话语研究中，认知分析和社会因素分析缺一不可，只有把语言和认知与社会过程及社会行为相联系才能对话语或语篇进行合适的分析。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必须把话语既视为社会活动的表征又视为其一部分。例如，当行为者通过使用语言参与社会实践时，其话语既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对社会实践的表征；这种对话语作为表征的强调凸现了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现实主义视角。但是，社会表征介于话语实践和社会过程与结构之间，即话语一方面表征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表征的体现或者再表征。因此，表征性的符号行为又具有社会建构功能，即表征会塑造被表征的社会过程。更具体地说，“话语”是对社会实践的表征，不同的话语会以不同的方式“定位”（position）人们，而以不同方式被定位的人们又会按照自己的“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来以不同的方式向自己和他人表征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兼有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特点：批评话语分析者一方面把自己视为现实主义者，认为自己分析的是话语对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和效果，这个真实世界是不依赖话语而独立存在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社会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话语建构的。其实，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基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渗透着建构主义的语言观：“我们所采取的观点是人们所熟悉的来自欧洲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Hjelmslev）和弗斯（Firth）的建构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恰恰是语法本身来识解为我们建构出世间万事万物的经验。现实是不可知的，唯一知道的是我们对现实的识解，即意义。各种意义并不是先于实现它们的措辞而存在，而是形成于我们的意识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碰撞。”批评话语分析特别关注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表征是如何为其成员提供解读框架或意识形态框架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成员身份来建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话语的作用在于以各种方式使各种社会表征通过言语活动获得生产和再生产，或者受到挑战并发生变化。例如，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经验和观念基本上都是由主流的社会话语塑造的，在由这类话语创造的社会表征中，健康是无标记的常态，是自然的，而疾病是有标记的反常现象，是需要提供证据和说明的。在很多场合，如果说自己有病但又无法提供证据，那就会受到质疑，会被认为在说谎，这就涉及道德问题了。由此可见，健康与疾病并非一种纯自然的现象，关于它们的社会表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社会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创造又通过话语得以维持和传播的，这足以说明认知和心智的社会性。

3心智模型：语言和社会的中介

以van Dijk为代表的认知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社会知识。哲学中一般将“知识”定义为“有证据为真的信念”，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则将知识视为记忆中的“心智表征”（参见Schank & Abelson，1977，van Dijk & Kintsch，1983）。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关于知识的研究及其知识表征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话语过程的理解，但是它们过于关注知识的认知性质而忽视其社会性质。事实上，知识既是认知的也是社会的。作为认知的，知识与我们大脑的神经结构相关联；作为社会的，知识在局部上与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交流相关，在宏观上与社会结构相关联。因此，van Dijk（2003a：85）把“知识”重新定义为“一个认知共同体达成一致的那些信念”。共识、常识或共享知识是定义知识的社会性的重要概念。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研究话语如何维持和再生权力与控制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建立在强势群体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上，社会资源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符号的（参见Bourdieu，1988），知识和公共话语在当今社会中构成十分重要的符号权力资源。权力涉及控制，而控制又与认知有关，即一个有权力的群体不仅可以限制另一些群体的行动自由，而且也影响他们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更加有效的权力经常来自对人们认知的影响与控制，具体表现为通过说服、掩饰或操纵等策略来改变他人的思想以符合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发挥作用：操纵控制他人的思想基本上是话语的一种功能。理解和阐释与权力相关的话语结构就是要揭示生产这些结构的社会过程和认知过程。因此，要研究权力及其滥用，首先要了解权势群体或机构是如何通过公共话语来管理和表达他们的知识的。Chilton（2005）指出，人类行为，包括话语，是由知识、动机或者情感这些心理因素引起的，或者至少与这些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但批评话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引起足够的重视。Wodak（2006）将认知研究的方法视为探索话语和社会关系的最佳途径，认为只有通过大脑的认知才能把话语、语言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像感知、信念和记忆等都是认知过程，它们是话语过程的基本构成成分。这类认知现象在我们的头脑中被表征为关于某事物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而所谓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会如何在具体的文化中自动地应用支撑人们日常理解事物的那些心智模型。因此，在个人层面，经历过的生活事件依照相关的心智模型来被表征和再生。就是说，社会知识在我们的大脑中被表征为各种简繁不一的心智模型，这些心智模型然后由话语来体现或表达。这一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即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中的心智模型和心理表征指导着人们对经验的理解，而它们反过来又被经验所不断更新。在此过程中，像成见或偏见这样的认知现象会通过人们使用隐喻或讲故事这样的话语活动而得以强化。在这个意义上，递归性的心智模型在话语和社会之间起着认知连接作用。心智模型一方面表征社会知识，另一方面又由话语来体现，人们正是在发展和应用心智模型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使用语言的，而话语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功能就是通过修辞效果来操纵他人的心智模型。例如，Koller（2005）展示了作者如何可以主动地尝试在他人的头脑中建构一种关于经济关系的心智模型。她通过在认知和社会两个层面上考察隐喻模型的意识形态作用探索了话语和认知之间的联系。她把意识形态描述成话语底层认知表征和社会集团利益/兴趣之间的界面，指出隐喻模型对于研究认知和意识形态如何决定话语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因为隐喻把话语底层的认知结构与浸淫其中的意识形态相连接。批评话语分析者特别关注具体语境中态度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方式，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露话语深层中唤起或传播的态度，并解读这种话语导致态度改变的方式。van Dijk（2003b，2006a，2006b）把劝说性的政治话语描述为试图在听话者头脑中发展一种心智模型的话语活动，指出态度的表达是一种意识形态过程，表达态度的方式不仅与描述说话者的内在心智状态相关，也与操纵和控制相关。当企图改变他人态度的劝说支持某种在分析者看来是不公平的意识形态时，劝说就可被认为是操纵或控制性的。Pardo（2001）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把“劝说（persuasion）”定义为试图就某件事说服某人，并指出劝说最终究竟是变成操纵性的还是强迫性的，这取决于劝说者在多大程度上诉诸权力来达到劝说目的。Pinto（2004）在对一本教科书的分析中从课本的课文中分析出一种权威话语，这种话语试图说服读者，并同时掩盖劝说发生的结构性机制。许多关于劝说的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是像政治家这样有权力的社会精英的话语，但Carranza（1999）分析了无权力的社会群体的劝说话语，表明他们在抵制某种意识形态时也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劝说话语。

4语境心智模型：情景和意义的界面

认知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语境因素对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尤其是语境中的认知成分在话语的生成和语义加工中的作用。语境不仅包括场景、语域、行为、参与者关系、地位等与交际行为相关的社会因素，也包括参与者的认知特点，如目的、信念、知识、意见等，这些都是话语分析必然要涉及的方面。一切语义的生产和加工都与认知有关，认知方法不仅能加深对话语生产和加工过程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分析说话人的语境认知特点。重视认知语境在语言运用中的关键作用是认知语言学的特点之一。Fauconnier（1997）指出，语言表达本身没有意义，有的只是意义潜势；一个表达式在具体的交流情境中可能产生的意义基本上依赖参与者的背景知识和在局部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心理空间结构。Coulson和Oakley （2005）认为，我们可以用Langacker提出的“定位（ground）”概念来阐释意义构建的局部语境因素。Langacker 用“定位”一词指言语事件、其参加者和周围的环境。他（2002：318）指出，每一表达式都涉及语境定位问题，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至少会模糊地意识到其在所唤起的感知中的角色”。在其对认知语法和话语的讨论中，Langacker（2002：144）使用了一个稍加扩展了的“定位”概念，叫做“当下话语空间［the Current Discourse Space（CDS）］”，认为CDS构成一个心理空间，它“包含了交谈双方共享的那些成分和关系，在话语进行的特定时刻这些成分和关系构成交流的基础”。Brandt和Brandt（2002：69）指出，鉴于背景知识和语境知识对理解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的重要性，概念整合理论应给予Langacker的“定位”概念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对意义建构的完整解释要求一种更加详细具体的关于“背景认知（background cognition）”的理论和一套能够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在特定语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理解具体的语言表达或图像的方法。为此他们提出了“符号空间（the semiotic space）”的概念，认为意义建构发生的基本前提一是对进行着的话语的心理表征，二是假定交流双方心理定位的充分协调。这样，模拟直接语境的符号空间可以解释意义建构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并会极大地影响此后产生的每一心理空间的内容。在心理空间理论中直接/局部语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语境定位可能会涉及到感知者的关于在符号空间或者当下话语空间中表征的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心智模型。它也可能会包含通过符号或身势指示语唤起的心智模型，以及帮助感知者建立、组织和匹配各心理空间的背景认知。所有句子的生成和解读都无一例外地依赖对交流双方或隐或显的那些关于语境信息的假定。在阐释意义建构中那些隐性和显性假定的作用时，Coulson和Oakley（2005）在其概念整合网络中提出了一个与符号空间类似的“定位箱（grounding box）”概念，但指出定位箱并不是一种心理空间，甚至也不像整合网络中的其他空间那样具有表征性。定位箱包含了话语分析者关于语境的重要假定，可用于详述说话者的角色、价值观、经历等。虽然这些假定会影响意义建构的进行方式，但它们不一定是由说话者明确表达的，一旦这些假定由说话者明确表达，它们就会在整合网络的心理空间中被表征为各种心智模型。定位箱概念把语境概念纳入概念整合理论，为建构适用于真实话语情景和一些虚构话语情景的当前模型提供了一种机制。总之，出现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心里空间建构要求应用和整合编码意义、背景知识和语境信息，一种完善的意义建构理论必须探索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van Dijk认为在真实社会情景和语义选择之间存在一个认知界面，即语境心智模型，它决定着说话者的语义选择。语境心智模型是一个人说话时相关联的交际情景结构的心智表征：“我曾建议把这个界面定义为一种心智模型。就是说，语境不是社会情境，而是参与者就社会情境中相关的特征建构的一种主观的心智模型。”（2003a：95）这种语境模型能够解释“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许多方面，例如因人而异的对社会条件与限制的理解以及最根本的关联性问题。van Dijk把语境区分为局部的和宏观的。局部语境指交际事件发生的直接情景，其特点既包括交流发生的领域（如政治、生意）、活动（如立法、宣传）和具有各种社会角色的参与者，也包括参与者的意图、目标、知识、准则和其他信念等。他认为影响我们说话、写作和理解的不是局部语境中的地点、时间、性别、年龄、职业等社会特征，而是我们对这些社会因素的主观理解和建构。就是说，并不是局部语境的各种因素而是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语境心智模型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和解释方式限制着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过程。宏观语境是指社会集团共享的那些社会表征，其对话语生成和理解的控制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通常以一些宏观陈述的形式出现，后者在话语中通过心智模型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表征在心智模型里被具体化，并经由心智模型在话语中获得表达；另一方面，人们正是通过像会话、新闻报道和课本这样的日常话语的心智模型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与他人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贯穿van Dijk语境理论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话语就像冰山，表达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与语境相关的具体知识，而未被表达但却被预设了的属于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被明确表达的。话语的许多特征，如宏观主题、局部连贯、代词、隐喻等只有借助那些预设的社会共享知识才能获得理解和阐释。

5反对认知话语分析的声音

反对CDA的认知话语分析的声音主要来自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会话分析者对社会表征理论持批评态度，不愿意把认知状态、心智模型或意识形态框架这些认知概念视为有用的分析工具，认为社会表征的内容，如知识或情感，并不能独立于其在交谈中的呈现方式；社会表征有其动态性，这种动态性产生于话语交往过程。就是说，一个社会群体如何表征社会现象取决于其话语交往过程，而不取决于某个先前存在的话语交往框架。其实，CA一直反对将话语视为其背后思想和意图的产物，认为心智状态、知识、思想、情感等认知问题只有在交谈中成为参与者的兴趣中心或关注焦点时才具有相关性。CA和CDA之间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话语分析是否应参照分析者拥有的相关外部语境知识？所谓的“外部”是指具体的时间、空间或地点信息，也指一些相关的社会信息，例如参加者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其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Sacks等（1974）曾指出，CA感兴趣的是不依赖外部语境的那些组织特征，即那些结构特征不依赖具体的身份或情境，而是具有抽象的概括意义。正是这种抽象特征才使得参加者能够根据会话交流的具体和即时的语境来设计他们的话轮。Schegloff（1997）也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者在描述和解释事件和语篇时，经常把自己的理论框架强加在其分析的行为、事件或语篇上，而不是使用会话参加者的话语来阐释这些事件。CDA应该做的不是诉诸分析者关于外部语境的知识，而是首先把自己的分析范围限制在语料所显现的会话参加者所关注的东西上。只有先根据话语上下文完成了会话分析过程才可考虑外部语境，才可阐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参见Schegloff，1997，1998）。与CA不同，CDA学者非常重视对语境尤其是宏观语境的分析，他们把自己的分析置于社会行为的语境中，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来理解和解释语言是如何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从CDA的视角，不仅话语是由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决定的，而且特定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通过群体或个体认知对人们的社会建构实践具有特殊的影响。因此，具体的话语行为不仅仅是当下会话设计的结果，也是会话者此前或当下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因素作用下对各种可及的话语和阐释资源加以理解的结果。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一是通过影响人们思考体验自己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方式来确立人们的具体身份，因而话语能够把我们塑造为特定类型的主体。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是篇外语境的一部分，正是话语把人们安置在这些位置上（例如医学话语能把人们设置为“患者”或者“医生”）。McKinlay和McVittie（2008：244）认为，虽然CA特别关注会话参与者如何在局部语境上下文中组织合适的话语，但如果他们不借助或参照参与者的外部语境知识就不可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Wodak（2006）也以具体的话语分析表明，像反犹太人宣传这样的话语只有考虑到历史和社会政治因素才能理解和解释。总之，CA不赞成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于话语分析，认为目前的认知科学过于强调个人的心知状态，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对言语交际进行经验性的细致研究（见Schegloff，1998，2006），因此，“严肃的批评话语分析需要使用会话分析的方法”（Schegloff，1997：174）。但是，正如McKinlay和McVittie（2008：244）指出的，CA的主张意味着分析者不能关注会话参加者没有明确涉及或讨论的问题，它也就无法处理权力、控制等问题。从本文看，CDA中的认知话语分析所一直坚持的是：欲要揭示或解释语言/话语、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把认知分析和社会分析纳入同一个话语分析框架中。

6结语

Halliday和Matthiessen指出，知识和意义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的比喻；概念并不先于语言而存在，然后再由语言来表达：“所有知识都由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系统构成，所有关于知识的表征都首先由语言建构。”（2008：3）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经验的基础，意义则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形态：“所有的经验秩序都是语言赋予的，……经验就是我们通过语言来识解的现实”（Halliday & Matthiessen，2008）。这种观点无疑道出了语言、认知和社会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而我们的认知能力就是联系语言和社会的纽带，也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中介。话语既表征我们的心智又通过我们的心智表征社会，因此话语分析不仅需要社会视角也需要认知视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Wodak（2006）才提出了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模式”，试图建立一个融社会学、认知理论和语言学于一体的理论。虽然连她自己也承认，目前这个模式还远不完善和系统，但我们认为这代表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正确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4期。作者简介：
辛斌，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篇章语义学，批评语言学。

拓展阅读

批评话语分析（点击蓝色字可阅读）
1. 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2. 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3. 田海龙：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4. 张辉江龙：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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