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人｜李致远：柏拉图《理想国》的开场戏

柏拉图《理想国》（Πολιτεία ἢ περὶ δικαίου，或译《王制》）有两个标题：主标题指向城邦（πόλις），副标题是论正义。城邦与正义不是一回事，但理论上可以结合，即正义的城邦或最佳政体。[1] 两者的区别和联系，类似于中文的固有名词“为邦”、“为国”与“为政”、“正名”等（孔子《论语》）。

正义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城邦的正义，一个是灵魂的正义。两者的结合就是哲人-王，出现在全书的中心位置（473c-e）。所谓哲人-王，借用中文的固有表述，也就是“大学之道”（曾子《大学》）或“内圣外王之道”（庄子《天下》）。城邦的正义即亲民或外王，灵魂的正义即明明德或内圣。从城邦的正义到灵魂的正义，是认知的次第；从灵魂的正义到城邦的正义，是实践的次第。从戏剧情节看，《理想国》是一场由苏格拉底叙述的多人谈话。谈话人身份各别、性情各异，但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通过谈论和认识正义，渐渐从冲突走向理解，从混乱走向秩序，形成一个友爱和正义的共同体。这场戏剧生动地表明，知行不二，调整认知是最根本的实践，探讨正义即可能成就正义。

其次，苏格拉底在对谁讲述？无从知晓。既然《理想国》是柏拉图所传，可以假定，听者首先是柏拉图。所以，这次谈话至少经过两次转述或过滤：昨天发生的谈话 → 苏格拉底今天的叙述 → 柏拉图的记录 → 读者。作为亲历者，苏格拉底的叙述有所拣择，兼用直接引语和间接描述，以致读者无从知晓，他在多大程度上如实复述了他所经历的谈话。但作为记录者，柏拉图的转述则显得百分之百如实，因为他保留了苏格拉底叙述的第一人称，以致他与苏格拉底重合为一。其实，柏拉图完全可以选用其他亲历者的视角，比如他的哥哥格劳孔或阿德曼托斯等等。可以设想，同一场谈话，不同的亲历者事后的叙述一定会有差异。柏拉图的选择表明，他相信苏格拉底的叙述最值得信赖、记录和流传。

最后，苏格拉底为什么讲述？也无从知晓。不过，他一开始就表明，他昨日下到佩莱乌斯港是为了陪同格劳孔，留在那里谈话则是出于珀勒马科斯等人的强迫或请求，都不是他本人的主动行为。确实，感而后应，迫而后动，符合苏格拉底的精灵的告诫和一贯的行事风格（《申辩》31d-32a，40a-c）。他即使有所主动，也不是讲述，而是提问（336b4，337a5，337e1，354b）。据此可以推测，苏格拉底今日的讲述也是出于被迫，或确切地说，出于听者柏拉图的请求。所以，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看似重合，实则有个关键的差别：苏格拉底是被动的讲者，柏拉图是主动的听者。没有柏拉图的请求，就没有苏格拉底的讲述；没有柏拉图的传述，后世读者就听不到苏格拉底的讲述。当然反过来，没有苏格拉底及其经历，也就没有柏拉图及其传述。一阴一阳之谓道，正因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两相配合，才能共同开启一条向上引领之路（参621c5）。

“昨天下去”，说明今天已经上来。苏格拉底今天的讲述是对昨天经历的回忆和复盘。无论从故事情节、形式特征和隐喻意义上，苏格拉底经历的故事与他最后所讲的厄尔神话（614b- 621d）都异曲同工：苏格拉底的下去与上来类似厄尔的死去与复活（614b7），只是苏格拉底用了一天，厄尔前后用了十二天；厄尔抵达天地中心并看到宇宙全景（616c-617b，改为间接叙述），苏格拉底则走出洞穴看到洞穴之外的景象。苏格拉底讲给柏拉图，厄尔讲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讲述包含对话，厄尔的讲述也包含对话。厄尔之所以复活，一方面是因为他被选为信使，传达彼岸的消息（614d2，参617e7，619b1，e2），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没喝忘川（λήθη/ ἀμελητής）的水，始终保持清醒的记忆（621a3-b5，参621c2）。两者实为一体，以后者为本：保持记忆是成为信使的前提。苏格拉底今日的讲述同样是基于记忆。记忆就是抵御遗忘，解除遮蔽，照见无相之真相（ἀ-λήθεια）。记忆力和爱真相正是哲人的主要天性（《理想国》487a）。苏格拉底常言，知识即回忆（《斐多》72e）。回忆是记忆的回复和升华，向上觉醒（ἀνα-μιμνήσκω），重新记起天上的景象。

苏格拉底下去的目的是陪同（μετὰ）格劳孔。行动的主导者是格劳孔，苏格拉底只是被动的跟随者，换言之，若非格劳孔请求，苏格拉底自己不会主动下去（比较328c5，参516c-d，519d）。后文显示，苏格拉底留下来谈话，也部分是因为格劳孔（328b3）；也是因为格劳孔等人的追问，苏格拉底才继续探究正义（357a-b，368c）；也是因为格劳孔的鼓励，苏格拉底才大胆讲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451b，参450a）；直到谈话结尾，苏格拉底呼吁的也是格劳孔（621b8）。作为今日的回忆，《理想国》是为柏拉图而说；但作为昨日的谈话，《理想国》是为格劳孔而说。并非偶然的是，格劳孔的名字出现84次之多，超过其次的苏格拉底（78次），为全书之最。[3]

他们的行动有两个：祈祷（προσευξόμενός）和观看（θεάσασθαι）。在全书中，“祈祷”及其变体出现不多，“观看”及其变体则大量出现。两词的含义皆有深浅，浅则有别，深则可通。浅言之，祈祷是通过祭祀沟通神灵，相应于诗人、祭司或少数虔诚者（393e1，394a2，399b5，432c5，461a5，545d6），观看仅仅相应于漠然的普通人。但深言之，观看（θεωρία）即后世所谓的理论或静观（theory），希腊文即θεός［神］和ὁράω［观］两字合成，由观神而达神观，即苏格拉底所谓“全观/达观/圆解”（537c6 synopsis），这正是辩证法的根本归宿。如果祈祷指向一般的宗教虔诚，观看则导向哲学的智慧。不过，据苏格拉底，正确的祈祷必然伴随理性或努斯，通向智慧（《法义》687c-e，参《阿尔喀比亚德后篇》143a-b）。所以，两者在苏格拉底那里可以贯通，但在格劳孔那里可能有别。两人虽然共享两词，理解或有深浅偏重。[4] 

进城之路是上行之路。向上从来不易，苏格拉底很快遇到阻力。阻力源于一道双重的命令。命令是主人对奴隶的说话方式（参《法义》777e- 778a），背后是暴力强制。并非偶然的是，珀勒马科斯的名字Πολέμαρχος是πόλεμος［战争］与ἄρχω［带领/开端］合成，意为战争头领、军事统帅。

不仅动口，而且动手，未动口，先动手，仿佛抓捕罪犯，非常粗暴无礼。

▲ 古希腊的奴隶市场

表面看，苏格拉底之所以被抓住，是因为有外衣，有身体，正所谓“沉重的肉身”，所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道德经》第十三章）。但令人疑惑的是，童仆抓住的为什么偏偏是苏格拉底，而非格劳孔？童仆未必认识并专门针对苏格拉底，因为他说的是“你们”。最直接的解释是，因为苏格拉底落在格劳孔后面。为什么？因为格劳孔更年轻，走得更快吗？但以苏格拉底的强壮和武艺，格劳孔未必跑得过他。[8] 那么，是因为苏格拉底愿意落后吗？但他前面不是自称“急着回家”吗？着急的只是格劳孔，苏格拉底毕竟始终都是被动的跟随者？非常微妙。

“从后面抓住”呼应前文“从远处（πόρρωθεν）望见”。这提醒听者对前文的叙述产生疑惑：苏格拉底似乎知道珀勒马科斯的来意，但他怎么知道？当时臆测？事后补叙？他们谁先看到谁？若是同时看到，那么，正往前走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突然主动往后回望？可以推测，是苏格拉底先看到珀勒马科斯，甚至可能早在观看游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珀勒马科斯等人（327c3，参336d-e苏格拉底对忒拉绪马霍斯）。但是，既然在远处，即使看得到动作，看得出意图吗？苏格拉底的叙述似乎遗漏了部分事实和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比较516c，518b）。

面对强制和命令，苏格拉底的做法是提问，以智力应对暴力，绵里藏针，以柔克刚。重要的是提问的姿态，因为苏格拉底前面已经看到珀勒马科斯的位置，这里显然是明知故问。当然，明知故问仍有其意义，因为童仆未必知道苏格拉底已经看到他们。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借此表明，奴隶的粗暴无礼不值得介意，需要为命令负责并做出解释的不是执行者，而是发出者。

童仆只是简单重复命令，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话头儿落地，苏格拉底只有沉默。但沉默绝不等于服从。

格劳孔代替苏格拉底作答，但苏格拉底本人未置可否。格劳孔的代答情有可原，一方面安抚了粗暴的童仆，避免引起更大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苏格拉底的人身安全。

但什么是强者？在珀勒马科斯和一般人那里，可能仅仅是指身体层面的暴力或欲望更大。但在苏格拉底那里，更强即更好，不仅包含武力，更多指向心灵层面的文明德性和智慧程度（参《高尔吉亚》488c- 490a，比较《论语》欲、刚之辨，《中庸》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与君子之强之辨）。[10]

苏格拉底提出另一个竞争的原则，即少数人变得更强的方法：说服。说服诉诸心灵的理智，多数人的强制则诉诸身体的欲望。两者哪个更强？需要较量一番。

理智说服的局限。

关闭对话，自我重复，黔驴技穷。让别人考虑，实则是自己干着急，也是自我矛盾暴露的自然表现。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陷入劣势，却仍要竭力维持口头的表面强势。强制的真相是欲求，命令的动机是索取，要求的根源是匮乏（参344d，347c-d，413b-d，440b，548b，557e）。珀勒马科斯内心有求于苏格拉底，表面又让苏格拉底听命于自己。可以说，珀勒马科斯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是暴力与智慧之关系的拟人化，即所谓哲人-王学说的拟人化：暴力是向下的要求，智慧是向上的觉醒，暴力虽然低于智慧，也不会自觉地走向更高的智慧，但在它对智慧的习惯性强迫之中隐含着它未必察觉的对智慧的“真正爱欲”，即所谓“某种属神的意向”（参499b-c，反过来，哲人走向权力则是出于“机运的强迫”）。

以上是苏格拉底与珀勒马科斯的第二次（直接）对话。珀勒马科斯用言辞表明理性说服的局限，苏格拉底以行动证明暴力强制的失效。经过交锋，理性说服渐趋上风。

珀勒马科斯增加了诱饵的砝码：晚饭之后观看通宵联欢；跟许多青年聚谈。前者承接阿德曼托斯的火炬赛，但更强调“观看”，明显呼应前文“观礼”。聚谈则是个全新的项目，暗暗呼应前文“说服”。两者都明显是投苏格拉底的所好，同时暗示珀勒马科斯强留苏格拉底的真正意图。

在字面意义上，观看火炬赛的承诺并未兑现，而是代之以通宵谈话（参354a10- 354b4）。但在比喻意义上，两者形成互映或重合：室外的火炬赛与室内的谈话同时进行，交谈即是心灵思想的火炬传递。[11]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观看室外的火炬赛，却观看了室内的“火炬赛”。苏格拉底既是谈话的参与者，又是谈话的旁观者。谈话是有声的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谈话（《智术师》263e）。据苏格拉底，思想和观看同属于第一等善事（357c1，358a1，正所谓“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正是因为出入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观照，苏格拉底才能保持全面视野，成为现场谈话的引领者和真实全面的讲述者（参537c“擅长全面视野的人就擅长辩证术”）。

▲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约翰·弗里德里希·格雷特 绘

至于第一阶段相聚的因缘，即门内组合为何、以及如何相聚，属于戏前戏，无从知晓。但根据第二阶段的相遇，大致可以推测一二。作为外邦的演说术教师，忒拉绪马霍斯带着两个徒弟，周游列邦，贩卖技艺，寻找买主。作为侨居的武器制造商和富豪家长，克法洛斯年事已高，即将退休，亟需儿子们继承、保持并发展家族的财富乃至政治地位，所以会非常操心儿子们的教育和前途。忒拉绪马霍斯看中了克法洛斯的金钱，克法洛斯看中了忒拉绪马霍斯的专业知识或实用技术，即演说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同盟。这个同盟并非没有潜在的竞争。作为教师，忒拉绪马霍斯对自己的学生和克法洛斯的儿子享有某种权威，所以他居于他们之间的中心位置。作为父亲和老人，克法洛斯对自己的儿子和年轻一辈享有某种权威。前者基于知识或技术，后者基于血缘和年龄。二者有同有异，因为有异，所以可能结盟并各取所需，因为有同，所以可能竞争乃至冲突。但忒拉绪马霍斯自觉地使自己的（伪）知识服从并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显然不会挑战克法洛斯的权威地位，所以克法洛斯仍然居于上首。因此，两者之间实质是以金钱为主导的（伪）知识与金钱的同盟。但是，使心灵从属于身体，使知识服务于金钱，显然颠倒了正确的诸善等级和价值秩序（参《法义》631c-d，697b-c，728b-729a）。苏格拉底的到来，势必将打破克法洛斯与忒拉绪马霍斯的同盟，激化不同权威之间的潜在竞争。

在传统的父亲权威退场时期，谁来监护和引领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克法洛斯退场之后，尽管现场座次没变，但既有的秩序已经失效，至少呈现为苏格拉底与忒拉绪马霍斯两个中心。二人分别代表辩证法与演说术两种不同的知识权威。知识权威取代年龄权威，成为新秩序的基础。新秩序的出现势必经过混乱和竞争。苏格拉底很快说服珀勒马科斯，然后通过复杂的辩论挫败善辩的忒拉绪马霍斯。但胜利只是新秩序的开始，辩论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因为连常随的格劳孔都不能真正理解苏格拉底与忒拉绪马霍斯的差别（358b）。新秩序的正面建立则从第二卷开始，经过漫长的谈话，主要角色的观念和性情渐渐发生转变，从而引起角色之间的关系和内在秩序的转变，最终，一群不同地域和种族、不同家庭和血缘、不同年龄和代际、不同性情和观念的人，在苏格拉底谈话的引领下，形成一个有序且友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成为理想城邦的缩影（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2b5-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