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莺莺：乡村经济发展的生活伦理基础【2019乡村振兴与规划建设系列学术报告】

Original 庚子秋分八月初六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9-04

全文字数｜ 3434

阅读时间｜ 11 分钟

2019年5月31日-6月1日，民盟上海市委、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会乡村委）、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芝英研究中心、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社会》杂志编辑部、芝英镇政府、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联袂举办“新时代下的乡村振兴——第六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会议邀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纪莺莺副教授做题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生活伦理基础——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学术报告。

本文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宋小河，乡村委志愿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赵慧敏，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邹海燕，根据会议速记稿及主讲人PPT整理校对，特此感谢！

本文已经秘书处审核，未经发言人审定。

开卷有益

主讲人

纪莺莺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本次报告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个温州人做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一群浙江人在北京如何建立城中村，如何生活的故事。

一

“浙江村”

“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19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红门地区形成的聚居区。

当时“浙江村”发展在政府规划之外，社会学和人类学把浙江村当成自己长出来的“东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如此大规模的一个“东西”在北京最初的市场经济中占有非常重大的份额。“浙江村”里最后走出的很多温州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市的城市精英。

“浙江村”中大部分家庭作坊没有进行正规注册，村庄治安及环境脏乱差，具有典型的城中村特征，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前门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

在近期的城市清理中，“浙江村”原初的城中村形态基本被取消了，最初是将城中村大红门附近的住宅房屋全部拆掉，变成正式商厦的物理形态。原住民中的商店老板搬入商厦并雇佣工人，“浙江村”变得正规化、现代化。尽管原先住宅房屋占用的土地被空出，但是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浙江村”社区形态。

在这个故事里能看到，“浙江村”会推动城市社会的变化，实际上也给一代温州人在北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落脚点，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并且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

系：亲友圈和生意圈的重叠

这个形态某种意义上相当现代化。新的市场经济之下，进入新城市的温州人落脚，找资源，在城市里发展自己的事业，甚至很多人建立商业帝国，成为北京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这些人不是孤立的，形成一个系，进而构成一个“浙江村”。每个人都有亲属关系圈，生意人还有最重要的生意关系圈，这两个圈对他们都特别重要，两个圈重叠之处便可形成核心系。

“核心系”结构

这些生意人同亲朋好友一起做生意。在最初完全没有市场经济和法律保障形态的背景下，这个关系的存在很容易理解，因为跟亲朋好友合作做生意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也能够互相信任。系是亲友圈和生意圈重叠的部分，我们了解和信任熟人，这种合作会更有效率。

核心系不会维持太长时间，亲友圈和生意圈重叠部分的人，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批。假设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和前一个朋友关系仍然很好，且没有矛盾，但是合作时间仍不能太长，一两年之后会更换地方与合作对象，以避免长期合作出现矛盾。

在过去，中国人特别重视社会关系，希望社会关系稳定持续，但是在经济生活中，核心系恰恰不能维持太长时间。这是一种融合和兼顾经济理性和伦理品质的灵活安排。换言之，我既信任你，但不会一直跟你合作下去，因为人总会有分歧，合作久了总会出问题，进而会影响合作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要不断更新核心系的内容。

这个结构有优点也有缺点，它不利于大企业发展，没办法制度化和稳定化，所以它通过网络平铺的方式，在“浙江村”企业老板的组织下发展起来了。同时，这个结构对全社区整体的发展有益，因为它不会造成明显的和非常大的寡头，可以让所有人在“浙江村”分一杯羹。

这是极其有智慧的结构，是自然发展的、由浙江或者温州地域文化衍化出来的结构，既追求经济利益，又不试图破坏人和人之间本来的伦理情感。

当我们试图将这种结构放回社会学理论视野里时会发现，这个结构很难放回去。我们可以理解成经济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嵌入性，嵌入性没有办法概括既合一又分离的不断调整的社会过程。

这种关系是社会资本吗？它同社会资本相像，但社会资本是很泛化的概念，这种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每个人，而在于关系本身，是信息本身不断变动，人和人实质关系重新构建的过程。

它与派系也不一样。信息与人员的不断变动可使生意人能够拓展他的社会关系，所以它具有派系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假定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是比较现代的追求，而对伦理品质追求是比较传统的追求，这种关系下我们看到的是传统和现代之间非常自然的融合状态。

三

“大人物”：社区精英

怎么理解社区精英？当系足够多，这些核心系不断重叠的时候，会自然长出社区精英。占据各种不同系交叠的人，对社会很多人产生实际影响力的人，都可称为社区精英。

社区精英

“浙江村”发展和铲平历经三四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很多人成长成为很厉害的人。这里讲到刘世民，刘世民在大红门建有商厦。

“当我们谈到未来的时候，刘世明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未来就看下一代了……但是商厦真的是刘世明最想让后人记住的吗？他自己也说，盖大院那几年是他在北京‘最有味道’的几年，因为那时候‘是把心掏出来’干的。”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盖大院，“浙江村”最初租住的是北京各种胡同中的破旧房屋，生活条件与卫生条件恶劣，生活状态很差。当社区精英从这个系里长出来之后，便想改变村中的生活状态，于是牵头盖大院，大院就是指更整齐的居住形态，居民可以过上更整洁现代化的生活，有医院、幼儿园等基础设施，下一代可以在村中好好成长。

刘世民说那个时期很短，因为拆除了“浙江村”，所以盖大院的趋势被逆转，大院也被拆了。刘世民现在极其成功，在北京奋斗的过程中，他投身于公共事务，为共同体增进集体利益的时候是他最有味道的几年。刘世民从来没有在北京获得正式制度性身份，但是他觉得盖大院的几年时光更为接近他理想下的伦理状态，尽管那几年时间很短暂，而且也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成功。

过去我们将私营企业主想得过于功利化，事实上支撑这些人的不只是利润，还有伦理价值方面的意义。这些私营企业主将利润追求和生活中其他道德追求结合起来，获得伦理化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意识和伦理责任感可以在系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长出来。

之后的故事更为复杂，“浙江村”里有派系，也有暴力斗争，但仍然出现很多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良生化趋向。

四

社区形态

“浙江村”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网状结构，所有人通过生意圈和亲友圈直接或间接联合起来。“浙江村”内部凝聚力非常强，通过核心系并向外延伸。“浙江村”既有韧性，也具有很强的适应力，能在北京市场经济体制中站住脚。

生意圈和亲友圈直接或者间接联合

总体来看，社会或者社区最终落到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上，人和人的关系既带有合作性，也带有竞争性。例如，我可以跟你做生意，做一段时间也可以选择不继续。这种关系有很多维度，而且不是一种抽象关系，是包含了情感和利益价值的关系。

1.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原始社会形态是什么样？我们不认为原始社会形态是一个个人坐落其中，而是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多重身份，并通过非常复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对于公共生活有结构性分歧。比如一些人认同宗祠，一些人不认同，甚至他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习惯都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会发现，这些人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连接在一起。如果不了解他们怎么连接，很难将其纳入同一个视野里。

2. 芝英拥有非常长的历史，而且与“浙江村”不同。其实“浙江村”是一个飞地，而且处在北京复杂的经济结构中，它与这些人原生家庭和历史环境隔离。从这个视角出发，芝英则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它处在延续上千年的历史当中，而且这个历史和现在完全联系在一起，这个基础和“浙江村”不一样，那么在讨论芝英的过程中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五

启示

1. 通过非常细致和绵密的叙事方式，“浙江村”案例呈现了中国经济社会自发生长的真实样态，而这种真实样态需要行动者对自己诉求和意义关照才能发掘出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当代社会中是不是很难再找到社会学研究样本，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最关键的是视角和理论视野的转化。

2. 经济与社会能动性，包括政治能动性，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基于某种虚构。并不是说虚构不现实，而是我们无论怎么锻造集体记忆，这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呈现在人和人面对面生活的关系里。

3. 乡村振兴转化到政治层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经济与政治政策进来，无论什么制度性安排，都应转化成为个体能够理解的并对个体来说有生活伦理意义的政策。例如，一个外来人能够在村里找到他需要的功能，比如教育功能，这个政策便可以将这个外来人整合到村庄的共同生活当中。

以上是一个读书心得，谢谢大家！

图文 | 宋小河、赵慧敏、邹海燕整理

编辑 | 孙一休

END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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